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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肥胖病”新政:从新自由主义走向国家干预?

来源:泰然健康网 时间:2024年11月27日 00:09


关键词:肥胖,新冠病毒,鲍里斯·约翰逊

 2020年7月27日,英国政府发布了题为《应对肥胖症:为成人和儿童过更好生活而赋能的》最新政策指导,以应对国内愈演愈烈的“肥胖危机”。虽然这并非英国政府首次尝试解决这一棘手的社会健康问题,但无论从报告推出的背景、政策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其背后体现出的行政思路变化,都值得思考。本文中,笔者将从以上三方面分析英国政府在应对“肥胖危机”上的最新努力。

(《应对肥胖症:为成人和儿童过更好生活而赋能的》网页)

借“新冠疫情”顺水推舟

 “肥胖危机”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英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根据英国全民健保体系的最新报告,约2/3的英国成年人体重超标,而这其中又有一半的为“肥胖”;英国小学毕业生中,有1/3体重超标,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肥胖”。“肥胖”在英国增长的速度也令人担忧——1993年英国成年人肥胖率仅有15%,而这一数据在2017年是29%。并且,英国“肥胖危机”仍在加剧,毫无缓解的趋势。

毫无疑问,英国政府此次推出应对“肥胖危机”的政策指导的背景,首要在于其造成的英国社会健康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负担。对于民众个体而言,超重及肥胖将急剧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风险,对心理健康亦有负面影响,最终显著降低预期寿命。对于英国社会而言,据全民健保系统的估算,超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每年花费其约61亿英镑,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

肥胖与新冠病毒密切联系,使本届英国政府得以“顺水推舟”,使相关政策在心理层面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疫情期间的研究均表明,超重或肥胖者感染新冠病毒后,住院率明显增加、更容易成为“重症患者”,且死亡率显著升高。在“前疫情时代”,英国民众不免觉得政府以冷冰冰的“科学证据”,灌输“肥胖不利健康”的信息是一种聒噪。那么,肥胖者在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前不堪一击的脆弱,定能使其在心理层面更加重视肥胖与身体健康的关联。

(政策宣传片中的鲍里斯·约翰逊)

作为英国政府首脑,鲍里斯·约翰逊曾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在重症监护室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其更有决心推行如此政策。在“肥胖新政”的宣传视频中,鲍里斯·约翰逊坦率承认,自己也被体重问题困扰许久;在进入重症监护室时,其体重严重超标;出院后,随着体重的减轻,身体状况已有明显好转。因此,他鼓励所有超重和肥胖的英国民众行动起来,减轻体重——这不仅会使身体更加健康,更重要的是,人在减重后会“感觉良好”,更加“精力充沛”。于情于理,英国民众都应该对肥胖问题有所重视。

从个人到国家的政策“组合拳”

这次英国政府为国家制定的“减肥计划”,在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过往,并且从个人到国家都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可谓是一套政策“组合拳”。

针对减肥的指导,英国政府将开展广泛的宣传计划,呼吁全体超重者开始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管控好自身体重;全民健保系统推出了体重管理app,内置科学的减肥指导内容,全体英国民众可免费使用;全民健保系统还将扩大“体重管理服务”,更多的公民可以对接专业人士,获得减肥帮助。

针对食品行业,政府将在英国全境开展全民协商,完善食品的“红绿灯标识体系”,从而帮助消费者选择更健康的食品。英国政府还将订立新的法律,要求雇用超过250名以上员工的食品企业,在其所出售食品上标识食品热量;就“酒精饮料增加热量标识”的意向进行广泛咨询。

针对食品的宣传,政府将订立新法律,限制“三高食品”(高脂、高糖、高盐)在英格兰实体店和互联网上的促销行为,如禁止经销商“买一送一”,规定其在营业场所的销售位置等。此外,政府还将禁止“三高食品”在晚上九点前进行电视和互联网广告展示。英国政府将尽快展开行动,就全面规范“三高食品”的互联网广告行为进行短期调研。

以上措施的确展示了英国政府开展“全民减肥”计划的决心。然而,措施如何能够落地,执行情况如何是评估政策成败的根本。笔者认为,需要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审视这套政策“组合拳”。从个人层面开始看,英国民众能否因新冠病毒而“觉醒”,意识到减重迫在眉睫?政府推出的“食品禁令”是否能够改变英国民众的行为?大批笃信“自由主义”的英国民众是否会抵触政府的“保姆式”政策?这些问题仍有待观察。就食品行业而言,他们是否会抵触政府的立法?增加食品热量标识的成本是否会提高食品价格,并转嫁到消费者上?就食品宣传的相关利益方而言,限制广告投放严重影响其经济收益,其中不乏像电视四台(Channel 4)这样的公共广播机构。平衡好经济利益与食品健康的关系,十分考验当前英国政府的决策水平。

思维变化:“个人责任”还是“国家干预”?

如何应对“肥胖危机”,能够折射出政府的“执政哲学”。“肥胖问题”究竟是公民的个人责任,还是国家应尽的义务,不同的政府有着不同的答案。往届英国政府早已意识到“肥胖”问题是英国社会的“定时炸弹”,也曾推出过相应措施尝试解决。卡梅伦政府曾雄心勃勃地提出解决“肥胖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其中便包括了本次计划中的不少措施,比如推出“罪恶税”和限制广告行为。世事难料,“脱欧”公投的失败,卡梅伦黯然离职,使得相关工作停滞下来。继任者特蕾莎·梅起初并不认可卡梅伦政府的“国家干预”思路,认为这些举措有悖于“自由市场”。然而2018年,梅政府开始在这一问题上掉头转向,推出“糖税”,禁止向16岁以下公民出售能量饮料。然而,在广告商和超市等利益集团的阻力下,食品热量标识和广告限制等措施,仍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成为首相仅一年有余,但鲍里斯·约翰逊在这一问题上也已经历180度大转弯。在担任首相前,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约翰逊都向外界展示出其对“三高食品”的喜爱,认为选择自己喜爱的食品时“个人自由”。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到如何应对“儿童肥胖问题”时,鲍里斯回答,“孩子们应该增加锻炼”。在一年前竞选保守党党首时,鲍里斯提出要对“罪恶税”进行评估,并且表示不认可将“糖税”扩大到其他饮料。这都能体现出鲍里斯·约翰逊的“自由主义”本性。或许,正是新冠疫情使其“不见棺材不落泪”,改变了其对“个人责任”和“国家干预”关系的思考。

小结

解决“肥胖危机”这一社会顽疾,需要公民个体与国家的共同协作。然而,在有着“自由主义”传统,被“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统治几十年的英国而言,达到这样的认识并不容易。达到此番认识,能够执行到何种程度,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此外,“肥胖危机”背后的“健康饮食”问题,根本上是社会公平问题。“肥胖问题”在英国集中出现于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群体,以及经济落后地区便是明证。在有限的收入下,“填饱肚子”和“健康饮食”的选择不言自明。笔者认为,英国政府的“国家干预”措施,仍然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规范和限制,并非真正的“赋能”。唯有改善经济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使民众有能力选择更“健康”的食品,英国国民健康状况才能获得根本的提升。1

(作者简介:王弘源,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参考文献: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ackling-obesity-government-strategy/tackling-obesity-empowering-adults-and-children-to-live-healthier-lives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sn0333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yZgW0zPyc&t=626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video/2020/jul/27/i-was-too-fat-boris-johnson-launches-uk-obesity-reduction-drive-video

https://www.bbc.com/news/health-44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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