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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长寿的决定因素

来源：泰然健康网时间：2024年11月27日 00:27

健康长寿的决定因素

2011-08-13 作者：丁纯

健康，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程度如何？怎样减少疾患的困扰、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怎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健康投资）得到最大的产出（个体的和群体的好的健康状况），以达到经济效率最优？对于这个与人类生活质量和寿命休戚相关、倍受关注的问题，随着人类与时俱进地不断探究，按照目前的认识水平，一般认为：影响和制约人类健康寿命的主要决定因素大致是：遗传、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个人生活方式以及医疗干预等。而遗传、环境和个人生活方式三大关键因素，则可以构成判断和解释决定人类健康和长寿的“魔术三角形”。该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健康和长寿的总量。一、遗传因素
基因：人类的健康、疾病和寿命与遗传因素联系密切，人类的46条、23对染色体承载了大量反映人类群体和个体的遗传信息，决定性别，延续亲代的特征，直接影响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健康状况和寿命。尤其是遗传疾病，不但病种繁多，而且往往难以预防和治愈，常常影响患者一生。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遗传病发病率占一般疾病的20%左右。特别是随着现代公共医疗水平的提高，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下降，遗传性疾病越来越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
性别：群体男女性别上的差异也带来了健康程度上显著的遗传性差别，男性处于明显的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劣势。尽管不同性别的健康程度并非完全取决于遗传因素差异：在寿命上，目前除了南亚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少数特例外，一般女性的寿命要比男性长。
种族：种族差异和遗传特性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当然作为社会的人，各个种族的人群的健康和寿命情况不光与先天的遗传因素相关，还和其后天所处的社会地位、就业种类、经济收入、人居环境等密不可分。健康是这些先、后天因素综合合力作用的结果。
年龄：年龄也是一个决定群体健康和寿命的规律性要素。总体来看，老年的健康状况要比年轻时差，患病多且频繁，老年人更多地受到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白内障等老年疾病的困扰。二、环境因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环境就是除我以外的任何事物。”而著名学者杰利平将人类生活环境分成以下三大类：
——非生物因素，如土地、水、大气、气候、声音、气味、味道；
——生物因素，包括人类，其他动物、植物、生态、细菌和病毒；
——所有共同构筑起我们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
在这里我们将其简化成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休戚相关，不但原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太阳辐射、大气压力、水质、地质、放射性及其变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理、心理功能和健康；而且，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和加剧，其作用于地球所造成的次生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日益突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所衍生的化石能源的过量开采、燃烧和排放，有毒化学物品的积聚，超过了自然界本身的净化平衡能力，加剧了环境污染，森林的无节制砍伐等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了气候的变异等次生环境的严重恶化，增加了发病率，降低了生活质量，使得人和自然和睦相处及可持续发展成为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的严峻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然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
对于人类健康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要使人类的健康状况维持在可持续状态，则要求有洁净的空气、安全的水源、充足的食物、适宜的温度、稳定的气候、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防护和保持高水准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还专门给出了相关的标准。
（二）社会环境：
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要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很难绝对区分的两部分，涉及经济收入、现代化、城市化等对健康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健康与经济收入：经济收入的高低决定了个体消费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个体营养的摄取量和种类，关系到居住环境质量，接受医疗服务的水准，参加锻炼等有益健康的活动的时间和方式及接受再教育的时间、程度和质量，甚至还和职业、社会地位等相关联。健康程度与收入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然，当收入高到一定水平后，再增加的收入已和维持人体必需的营养的购买等相关不大，甚至到一定阶段，收入的增加还有可能对健康产生负作用。如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引起肥胖和超重，高收入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往往精神压力大，锻炼机会少等。
健康与现代化：现代化双刃剑的特征，在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积极的一面是：随着现代化的来临，社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改善了群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公共防疫等成为可能；医疗和医药技术的突破使传染病的肆虐、流行的势头得以终结，原本因缺乏基本医疗、基本营养和基本生活设施而造成的高婴儿死亡率、低寿命和高流行病发病率成为历史。但工业化和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过度片面的追求，导致了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超强度的工作，加之不良的生活习惯，诱导各种疾病频发，其中癌症、心理疾患和过劳死最能体现出现代化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健康与城市化：所谓城市化，系指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经济和人口分布向城市转移，出现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激增，导致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日益举足轻重的历史过程。对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农村，目前收入上尚未完全解决“小康”，那里的居住环境、饮用水、公共防疫、医疗条件等基本卫生条件还没法完全满足，因此，城市化是他们一条提高公共卫生效益和改善居民健康的捷径。而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例，无疑是一个决定及衡量和评估群体健康的重要、有效的正面指标之一。
健康与教育：诸多卫生经济学家通过对影响健康状况的要素的回归分析，发现教育与健康和寿命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甚至超过了医疗和健康的相互关联程度。在美国，那些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预期寿命要比那些受教育年份少于12年的人长3年。受教育时间越久、程度越高，则寿命越长。三、个人生活方式
个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日常行为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健康状况和生存质量。随着医药、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公共卫生普及、流行性疾病的遏制，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医学社会”，人类自身行为对健康的影响日益突出。现代医学和卫生经济学分析揭示：一方面，许多疾患是源自于个人自身不合理和非理性的行为方式，诸如抽烟、酗酒、不合理的饮食、吸毒、卖淫等，诱发或加重了许多和行为方式有着密切关联的所谓行为方式病，如肺癌、冠心病、肝硬化、糖尿病、肥胖症和性病、艾滋病等。这也应了一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救；另一方面，积极、适度的锻炼、充足的睡眠和定期的疾病普查等健康的行为被证明是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健康水平和延长寿命的有效手段。依据布雷斯娄和恩斯多姆的研究，只要具备不抽烟、经常锻炼、适度或不喝酒精饮料、一天睡眠7-8个小时、保持合理的体重、坚持吃早餐和不在正餐中间吃零食等有益健康行为和合理的生活方式，就可使其死亡率相应下降28%-43%。从经济学来分析：选择危害自己健康的吸烟和有益于健康和长寿的适度锻炼都是一种个体的选择。对于前种选择表明，较之未来的健康状况，其更看重满足其个人当前的吸烟的需求效用；对于后者，则说明他愿意对健康进行投资，是其更为重视未来健康状况给他的效用满足。对于人们对行为方式对人类健康作用的忽视与对医疗过度信任，达布斯的结语可为一语中的：“人们总是更习惯于治疗，而不是愿意尝试过一种明智的生活。”
吸烟：目前，吸烟会导致肺癌，而且还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口腔及咽喉癌，不仅为流行病学所证明，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人类的普遍共识。较近的研究发现：一个每日抽一整包香烟的典型的吸烟者，在6个月的时间内比不吸烟者平均多10.9个不舒服日。而每减少10%的吸烟量，就可让45岁到64岁年龄段的美国男人和妇女的死亡率各下跌1.4%-2.3%和1.1%。
酗酒：美国的著名调查《阿拉梅达县研究》证实：饮酒和健康间的关系呈U型，即适度的饮酒（每天不多于5口），不但无害且有利于健康。而酗酒则会加大饮酒者罹患肝硬化的可能性。六个月的时间，一个每天多喝两杯酒的人平均要比少喝两盅的人多4.6个不适日。此外，酗酒还会带来如车祸、新生儿畸形等间接危害健康的后果。
吸毒和非正常性行为：吸毒、卖淫等非正常性行为，通过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危害在当今艾滋病的蔓延中达到了顶峰。从1979年发现最早的征兆开始到21世纪初，罹患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作祟造成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400万。
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对人的健康影响，正随着社会物质的丰富而日益加大。现代研究证实：大量食用含有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全脂奶和动物肉类，比以蔬菜和水果及鱼类为主的食谱容易得冠心病、糖尿病和造成肥胖等。在西欧和北美，业已证实，30%的肿瘤与不良的饮食习惯相关。
适度的锻炼：“生命在于运动”，这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忠告。但何种运动、多大强度的运动才对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美国、英国、芬兰等国的研究均支持这样的观点：只有中等强度的运动，诸如慢跑、骑车等才对减低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效，而轻度的锻炼几乎没有作用。四、医疗保健
尽管传统的医疗实践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已经有了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不过，作为一个专门行业，现代意义的医疗保健组织系统的成长发展、壮大只是100年前的事。但是，这100年间，以预防、医治疾病、延长寿命和改善生活质量为宗旨的医疗保健，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直接的。这里主要指的是医疗技术和医药产品及公共卫生的贡献。
从发挥的作用和相关度来看，尽管几乎每个历史阶段的人们均或多或少地受惠于医疗技术和医药进步，但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集中在被称之为医学和药物时代的20世纪前60年。具体地讲，比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19世纪初期，在英国等先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里，大规模地建立给排水系统和排污设施等公共卫生设施，此举有效阻止了流行病的蔓延，挽救了大批的生命；19世纪中叶，路意斯·巴斯德等人对细菌学的研究，引发了医学思想的革命，促成了相关的以细菌为致病因子的理论的形成，搞清了鼠疫、结核病和霍乱等致病病因，带起了相应的内外科和免疫等医学学科的进步；20世纪30-50年代，以1929年亚历山大·弗来明发明青霉素为发端，随着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的发明和普及，使得流感、肺炎和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尤其令婴儿死亡率明显跌落，社会预期寿命上升。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来，在促进免疫接种、消除传染病方面，公共卫生堪称居功至伟。自从世界卫生组织1974年引入针对白喉、破伤风、麻疹、肺结核等的扩展免疫接种计划以来，世界儿童针对性免疫接种覆盖面从当年的5%上升到1995年的80%。这一领域最成功的范例是1967年发起的全球根除天花行动，经过对逾30个传统天花发病国家的全部人口实施系统性的牛痘接种，终于在1977年消灭了世界最后一例天花。因此，公共卫生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医疗保健中对现代人类健康贡献最大和最有效的。五、影响健康诸因素的作用力度
上面我们详细分析了影响健康与长寿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各自对健康的影响力度又是如何呢？非常幸运的是，现有的研究，已经较为清晰地给出了这些健康的决定和制约要素对健康影响的量化关系：在影响健康、长寿的诸多因素里，遗传占15%，社会经济因素为10%，与医疗技术和服务相关的仅8%，气候影响有7%，而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高居60%强。这个发现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现实情况，也证实了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推断：我们正在进入“后医学时代”，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遗传、医药等传统要素对人类健康的相对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各类社会因素，尤其是个人生活方式和个人行为因素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则日趋增大。藉此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如能按照各个要素对健康的影响程度，施以不同力度的干预，那才是我们改善健康，延长寿命的治本之策。
作者介绍：丁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欧洲中心主任，著有《世界主要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绩效比较》(上海市第九届哲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老年人护理与护理保险》、《欧盟经济发展报告2007》（主编）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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