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如何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in Police

　　编译/田颖

　　警察经常会遇到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例如目睹尸体、遭遇袭击、枪战等，使身心健康遭到损害。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健康疾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人们通常认为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受其困扰，但90％的患者是虐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和其他创伤的幸存者。

　　　　认识创伤后应激障碍 

　　虽然医学界对它的发生原因还没有定论，但专家普遍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由经历或见证恐怖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健康疾病。大多数经历了创伤性事件的人有可能出现在短时间内无法应对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适当的自我护理，情况一般会逐渐好转。如果症状加剧，持续数月或数年，并且干扰了身体机能，则可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患者常感到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自己丑陋、愚蠢、令人厌恶，自尊心大大减弱。它的典型症状有：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闪回；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情感麻木；心境和认知改变；过度警觉。此外，还会出现失眠、做噩梦；注意力难以集中；无法自主做决定；烦躁不安；情绪低落；自我封闭，不愿离开房间；远离人群和社交活动等。 

　　　　 从突如其来的打击开始

　　2000年5月1日凌晨3时50分，澳大利亚昆士兰警察戴尔·艾略特·格林和两名同事像往常一样在街上巡逻。接到指挥中心分派的任务后，三人驾车前往事发现场——布里斯班市郊彻姆赛德的汉伯里街。一位居民拨打报警电话说他多次受到邻居威胁，这天又是如此。“他说明天要干掉我！你们快来救救我吧！他说明天要打断我的腿……他已经对我的狗下手了，它全身都是油漆！”报警人还说，他的邻居有不止一把枪，“还有很多很多子弹”。
　　格林警官问清情况，向上司克里斯·莫哈的警车走去，汇报情况，对这名邻居进行背景调查。在这几分钟里，为了方便记录信息，他打开了车内灯。他们以为几分钟就可以查清楚，然后采取下一步行动，所以一直开着车门。
　　这时，这位惹事的邻居——奈吉尔·帕罗迪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向他们开枪。他手持经过改装，安装有自制消音器的22毫米步枪，向三人连开十余枪。
　　格林当年27岁，连中两枪。奈吉尔·帕罗迪近距离向他射击，第一发子弹击碎了格林的部分上颚，5颗牙齿被打掉。第二枪射中了格林的肩膀。虽然伤势严重，格林还是拔出手枪，前去追赶凶手。
　　克里斯·莫哈和另一名同事沙奈尔·科尔也接连中枪。克里斯·莫哈中了两枪。他挣扎着敲开附近住家的房门，联系警局请求支援。
　　凶手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格林回身寻找两位同事，没有见到上司莫哈。他跑回警车，见到副驾驶座位上的科尔还活着。格林倚靠在引擎盖上，忍着剧痛安慰着受伤的同事，鲜血不断地从他口中涌出。
　　格林因为英勇行为被授予昆士兰警察的最高荣誉——英勇奖，可是这并没有避免另一场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他即将面对的是无尽的黑暗日子。
　　三周后，奈吉尔·帕罗迪的尸体被发现。他饮弹自尽，子弹穿过了他的太阳穴。
　　三名警察遭枪击七周后，洛克汉普顿警犬队高级警官诺姆·瓦特在处理一宗家暴时中弹身亡。他的股动脉被子弹打断，在四分钟内止血才有可能存活。救护车没有能够及时赶到，诺姆·瓦特死于失血过多。
　　诺姆·瓦特的死令格林的精神突然崩溃。他感到后怕，如果自己没有这么幸运的话，会是怎样的结果；如果自己当时不是坐在车里；如果子弹击中的是后脑。“如果那样的话，我现在很可能是个植物人，或者残疾，余生需要父母照顾。”格林的大脑不断地被这些“如果”啃噬着……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被一个又一个的噩梦折磨。有的梦与那次中枪有关，有的则是他自18岁成为一名警察后所经历的种种危急时刻。他被诊断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找到心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减轻症状的药。他还去见了昆士兰警察局的心理医生。医生曾是一名越战退伍兵，在越战中受了重伤，也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医生的交谈很有帮助。格林相信，自己也能回归正常生活，也许不再完美，但会是美好的生活。
　　一年八个月后，在经历了数次的口腔修补再造手术后，格林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留在他心中的阴影远未消散。在之后的七年里，格林又接受了两轮17次的颌面再造大手术，包括骨骼和牙龈移植以及其他口腔手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手术令格林身心俱疲。
　　“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手术在我内心留下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手术刀、剃须刀和任何锋利的东西都会让我感觉脊背发凉。实际上，手术是对我的二次创伤——比中枪痛苦得多。”格林警官说。
　　2018年，澳大利亚精神健康和幸福援助组织“蓝色超越”对21014名澳大利亚警察和应急反应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1%的警察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几乎是全民患病率（4%）的3倍。
　　其他研究显示了更高的数据。据《美国心理治疗期刊》估算，12%~35%的警察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从警察的工作性质来看，他们每天面对着众多危险，承担着强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面对自杀者的尸体、吸毒过量致死的瘾君子、谋杀现场、公路上的高速追捕、交通事故、受虐儿童、与持刀持枪歹徒殊死搏斗……这些普通人接触不到的场景，体验不到的危险损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此外，有同事自杀的消息也在重创着警察的内心。据澳大利亚警察慈善组织“蓝色希望”的统计数据显示，相比于普通人的自杀率（每10万人有12人），警察自杀率更高，达到每10万人有18.1人。
　　2001年至2014年，63名澳大利亚警察自杀，其中只有四人因为出现心理问题向他人求助。
　　全球范围的调查显示，警察在职业生涯中面对可能导致严重精神心理创伤的事件达到168至188件。
　　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最常出现的症状是大脑中不断、无法控制地闪回当时的恐怖画面、噩梦连连，伴随有出汗、心悸和惊恐。
　　维多利亚警察局警长、“编码9”（在网络语言中表示“家长守护”）基金会创始人马克·托马斯在讲述自己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感受时说，他的大脑中不断地、清晰地、不遗漏任何细节地闪回2003年4月8日的那个可怕画面。那是一个自杀者的尸体。他见过不少自杀者的尸体，但这个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是一个二层公寓楼。我的大脑中总是出现那些台阶，楼梯扶手。门锁锈迹斑斑，地面上铺着小地毯。”托马斯讲述道，“我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水池里堆着的锅碗瓢盆，还有死者……他穿着的衣服，他脸上的表情。”
　　七年前，当托马斯走进维多利亚警察学院时，他以为已经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学习期间，他观摩过尸检，观看过现场勘查的录像带。血淋淋的画面没有让他退缩。“我把尸体看作侦破案件的证据，对死者的家人充满了同情。走出教室，我能够迅速转换心情。”
　　毕业后，对日常工作中各种恐怖的场景、声音、作案手段等，托马斯逐渐地习以为常，“那些都是超出普通人想象的场面。人们不理解为什么警察，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警察，也会对一些案件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更别说理解罪犯的凶残和丧心病狂。”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前高级指挥官格兰特·爱德华曾是一名优秀警察，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在34年的警察生涯中，他处理过诈骗案件、缉毒、打击人口贩卖等，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1985年入警，成为一名联邦警察。他热衷健身运动。1996年4月4日，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塞米尔，他单只手将重达201吨的蒸汽火车头在铁轨上拉动了36.8米；在1997年堪培拉举行的一次慈善活动中，他拉着220吨的火车头走了25米，为需要帮助的人募集善款。他还在澳大利亚第九频道电视节目中拉动过C130型军用飞机。他多次参加世界最强壮人比赛，并在1997年夺得了冠军，被称为澳大利亚“最强壮的男人”。2001年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强人，在一名同事自杀身亡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把这段经历写在了自传《强人》（2019年出版）中。他写道：“警察日常工作中所见的一个又一个骇人的场景，犹如一块块小石子，被不知不觉地填进了肉眼看不到的‘背包’里。我每天把它背在肩头，日积月累。”
　　“日子一天天过去，你会发现这个‘背包’越来越重，但是你无能为力，只能背着它。直到那一天，你再也背不动它的那一天。”
　　但是，面对同样的工作压力，为什么有的警察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其他警察却没有？
　　心理学家艾伦·科斯舒曼认为，一些个人的内在因素，包括恢复能力、工作之外的压力、之前是否遭受过创伤，是否存在抑郁状态、药物滥用等都会有所影响。同时还有一些外在因素，比如背叛、网暴、歪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被群体排斥以及无法得到来自警察局的支持等。
　　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协会发布的治疗指南中指出，80%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伴有精神疾病。马克·托马斯承认自己除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他自嘲说：“这简直是买一送二啊！”

　　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

　　《澳大利亚预防和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推荐通过心理干预进行治疗，包括聚焦于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CBT）（主要为曾经历创伤，如儿童身体虐待/性虐待、家庭暴力、意外事故、丧亲或其他创伤性事件的3至18岁儿童及其照顾者提供短期心理治疗）和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EMDR）（又称眼动身心重建法，是由弗朗辛·夏皮罗在1990年代创建的心理治疗方式。其做法是让心理创伤患者再去回想令人不悦的场景，治疗师给予双侧刺激，例如让眼睛左右移动，或是敲击患者手部）。这两种疗法都是让经历者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直面自己的创伤，挑战令他们无法摆脱的认知扭曲。
　　《指南》还推荐了社会心理干预，目的在于在治疗过程中减少其他共生问题，如无法自理、高危行为、社交活动不足或失业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患病警察有了更多的帮助渠道，其中工作犬的表现非常出色。它们对主人无条件的爱和忠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013年，维多利亚警官罗布·阿特金森被诊断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从吉米，一只拉布拉多犬，进入他的生活后，他的不安、过度警觉等症状大大缓解。有了吉米的陪伴，他再不用独自面对病症带来的痛苦。他说：“吉米来了之后，我就停用了苯二氮平（一种常用的安眠镇静药物）。吉米像行走的安定片一样，让我能够再度驾车，正常地与人交流。”

　　罗布·阿特金森警官和吉米的故事

　　那天，阿特金森带着猎枪进山打猎。等到他忽然间恢复清醒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跪在山腰的一小块平地上，口中含着猎枪的枪管。
　　“我当时真的打算扣动扳机。大山里寂静无声，空无一人。我的尸体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被人发现。”但是，随行的工作犬吉米非常警觉。“它使劲把鼻子伸进我怀里，看着我，舔着我的脸。” 阿特金森说，“这足以让我改变主意。那天，吉米救了我。”
　　很多像阿特金森这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都有过轻生的念头。他们被禁锢在无限循环的闪回里，无始无终，无法控制，被纠缠，无法自拔。
　　事情发生在2003年。阿特金森奉命负责一个儿童意外死亡案件的调查工作。调查终结，他以为这个案子会就此结束，但是他的脑海中总是出现那个孩子兄弟姐妹们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和脸上的惊恐表情。“孩子们的痛哭声尖锐而凄惨。我总是忘不掉。之后，每次听到孩子们玩耍时兴奋的喊叫声，我的大脑里立刻出现那个死去的孩子。” 阿特金森说。在家里，自己三个孩子追跑打闹时的兴奋叫喊声也不例外。“我躲到屋外的门廊上，泪流满面，脑子里闪回那个死去的孩子。日复一日……”“我还会大声地呵斥孩子们，而原因是我无法忍受他们玩得那么高兴。这种状况持续了六年。”他说。
　　时间来到2009年2月初，维多利亚州发生大规模山火，造成173人死亡，1万多人无家可归。阿特金森接到去火灾现场查找尸体的艰巨任务。此前在交通部门工作的时候，他出过数以千计的交通事故现场，见过严重受伤的伤者、车轮下血肉模糊的尸体；听到过伤者痛苦的尖叫声……“工作要求我写完这个事故报告，马上又要开车去下一个事故现场。那时，一名交通警察要干两个人的活儿。”
　　当时，阿特金森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妥，但是之后回想起来，他那时总是发火，脾气越发暴躁，已经说明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应急救援人员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只知道要随时准备进入“作战”模式，冲向现场，而不知道在产生焦虑时应该停下来，求助。“我越是努力工作，越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火气。我觉得周围的人都是混蛋。” 阿特金森说。
　　2013年，在妻子反复的催促之下，阿特金森去见了心理医生，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尝试了常规的“谈话疗法”，并开始吃药，但收效甚微。
　　2015年，他得知美国有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治疗方法——工作犬协助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联系了澳大利亚工作犬工作站。工作人员为他匹配了吉米。“我们一见面就产生了感应。你可不是能和任意一只35公斤重的拉布拉多有这种感应的。”
　　吉米的出现立刻对阿特金森产生了治愈效果。他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伙伴，阿特金森脑海中的恶魔开始被吉米驱散。吉米能感知到他所有细微的身体语言、在外人看来如扑克牌一般的脸上出现的细微表情；感知到他双手的抖动、声音中的颤抖。
　　吉米时刻保持警觉，发现主人状态异常时会立即用身体去提醒他回到现实，用鼻子温柔地碰触他；舔舔他的手和脸；或是把两只爪子搭在他胸前。“它好像在说，嘿，醒醒，伙计。看着我。停下你在想的事，呼吸，然后把你带出噩梦。”
　　工作站的理查德·劳德说：“人与狗之间的亲密关系能够让人产生安全感，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有非常好的治愈作用，能够帮助减少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过度反应。”
　　工作犬自出生便开始接受严格训练。在公共场合或者拥挤的场所，它们为主人营造私人安全空间；当感知主人在做噩梦时，它们会去触碰主人。哪怕仅仅是抚摸它们柔韧顺滑的大耳朵也能带来治愈的感觉。
　　理查德·劳德说：“法律允许工作犬进入公共场合。它们可以全天24小时陪伴着主人。”
　　澳大利亚工作犬工作站创办于1996年，至今已派出470只工作犬。虽然每只工作犬4万澳元的价格不菲，但他们也会通过慈善捐赠免费派出工作犬。

　　患病后的生活

　　2011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马克·凯利结束了13年的警察生涯。他曾负责调查一系列跨国大案：跨境贩毒、打击恐怖分子、跨境拐卖儿童等。2002年前往巴厘岛，负责夜总会恐怖爆炸案的调查工作。常常目睹被拐卖到其他国家、被虐待、过着悲惨生活的儿童，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直至被诊断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我知道我在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不下去了。我无法再帮助更多的受害儿童。我承受不住了。”凯利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要他立刻停止工作，接受治疗。
　　但是，休满病假后，他的状况依旧没有好转，无法工作。无奈之下，凯利只得递交了辞职报告。失去工作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妻子与他离了婚。他失去了房子，开始酗酒。“我觉得生活没有了希望。我想到了自杀。”
　　一个朋友联系到了自己的精神科医生。医生给凯利打来了电话，要凯利一定去找他。凯利重新开始了治疗。他的状态慢慢好转。“首先，我接受了现实，我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严重问题。我要面对它。我知道为了让自己好起来，我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说：“现在我从泥沼中走了出来。我感谢自己，感谢我的家人。我差一点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强大。”
　　之后，凯利再度走入婚姻，又生了几个孩子。接连修完心理学本科学位和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的他，现在是一名注册心理医生，在一家私立心理诊所工作，为警察提供心理评估和治疗。他还在修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国际通用治疗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实践。
　　有一些警察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后，继续从事警务工作。马克·托马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我很幸运，有一位好领导，有‘回到岗位’这样的好项目。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像之前一样正常工作。可是很多警察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
　　托马斯认为，对于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的警察来说，让他们一边在警察局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一边在原有岗位上正常工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很幸运得到领导的支持，同意我在接受了两年多的治疗后回到原岗位工作。最初我每周二、四当班四个小时，后来时间逐渐延长，直到正常。”托马斯说。很多警察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选择调换工作单位。
　　工作能够让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继续工作能够加速康复。有些警察的症状比较严重，无法继续工作，只得办理了病退。“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解脱还是更大的失望呢？伴随着病退，他们失去了工作，同时也失去了自我认同。他们需要慢慢习惯。没有了高强度的工作，对于他们也是件好事吧。”托马斯说。
　　尽早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尽早求助是康复的关键。但是羞耻感总会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马克·凯利说：“警察工作繁忙，压力大。为了做好工作，他们还给自己增加压力。他们不愿求助，担心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其实，糟糕的心理状态一直在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啊！”
　　“蓝色超越”组织在发布的报告中写道，99%的警察认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不是患病警察的个人过错。但是，61%的警察表示他们不会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心理状况。这个结果证实了羞耻感的存在。
　　凯利认为，对于出现心理问题的警察，警察局不应该区别对待。澳大利亚现有6.5万名在职警察，出现心理问题的警员不在少数。如果让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的健康状况会恶化，还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酗酒、滥用药物；他们的婚姻可能会亮起红灯；他们会入不敷出。
　　2018年，维多利亚警察局开始实施一项政策，规定病退的维多利亚警察可以享有在职时的福利和临床治疗。维多利亚警察局前局长格雷汉姆·阿仕顿一直与维多利亚警察协会合作，共同研究退休警察应享有的福利。他认为，退休警察不应该被遗忘。
　　现在很多警察局已经有了多种形式的支持方案：临床治疗、同事间的互助体系、重大事件援助等，但关键是要保证患病警察能够得到这些帮助。

　　　　创伤带来的成长

　　虽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种种症状令人非常痛苦，但是创伤经历也有潜在积极的一面，可以产生积极作用。研究人员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大脑的一种应激反应方式，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为下一次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做好准备。患者会对生活有更深的感悟；更看重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精神世界升华；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目标和方向；更了解并坚定个人的力量。
　　以格林警官为例。他在遭受各种痛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多年以后，他逐渐勇敢地面对创伤，甚至能够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他说：“那件事后，我对枪产生了恐惧。但我知道不能逃避。我选择挑战自己，面对恐惧。我决定要成为一名枪械教练。我做到了。我感到犹如经历了一次重生。”
　　此外，他还打赢了一场历时10年的刑事赔偿官司，拿到了补偿金；利用工作之余学习，获得了金融硕士学位；成为生命线慈善捐款大使；创立“二次打击”商业演讲，进行了无数次的公开演讲。2019年，他被澳大利亚职业演讲者协会授予“年度最佳演讲者”奖。
　　2014年，凯利参加了自杀同事、也是好朋友的葬礼。他和几名同事感到“应该做点什么”。随后，“蓝色希望”在“脸书”上诞生，鼓励正在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警察说出自己的痛苦，寻求他人的帮助。页面公布后仅一个半小时，他们就收到了第一条求助短信。之后的六个月里，“蓝色希望”为50名在职和退休警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或是倾听，与他们聊天，或是将他们的求助转给专业的心理和精神科医生，建立沟通。至今，超过3000人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及时遏止了多人的自杀意图。
　　凯利认为，同事的情感支持和专业人士的治疗一样重要，可能更有效。他调查发现，人们不喜欢独自面对治疗。他们很难坚持专业治疗中的冥想或者写感恩日志。他们把这视为需要完成的另一项任务，另一个刺激他们、烦琐的任务。因此“蓝色希望”组织了一系列实地、面对面的活动，例如建立同事间互助小组、户外探险；建起设备齐全的健身房；组织露营、社交活动、高尔夫球日等，让同病相怜的人们诉说相似的经历，得到支持和理解。“蓝色希望”无意于评判或指导他人的生活。他们更愿意去倾听，去理解。
　　2015年，被诊断后的孤独感和与人群的疏离感让托马斯创立了“编码9”基金会，为其他患者提供安全的空间，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最初，托马斯只是在“脸书”上开设了一个账户，现在它已经成长为一个获得认证的注册慈善机构，为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情感和经济援助。
　　讲出自己的创伤经历，为他人做些有意义的事，他们为自己或同事遭受的创伤赋予了新的意义。■

　　　　【作者简介】田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教师，长期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和科研工作，关注国外警务发展，发表了多篇外警研究文章。

　　　　（责任编辑：古静）

编辑：现代世界警察----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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