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尔丹院士：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的健康科技创新势在必行

“在全球健康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和我国高度重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总体背景下，健康科技创新也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所长、青岛康复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尔丹教授在第二届中国血液学科发展大会主论坛上强调。

董尔丹院士认为，健康科技为人人享有健康提供重要支撑，而科技政策与管理则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力日益提高，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也逐渐从模型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

会上，董尔丹院士与大家分享了数据驱动的健康科技政策与管理的话题，探讨健康未来的发展走向、健康科技创新方面应注重哪些关键要素等重要问题，对血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球卫生面临严峻挑战，健康促进是大势所趋

全球范围来看，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6.6岁，健康预期寿命由58.3岁增加了5.4岁，人均疾病负担减少了25%。同时，也应注意到疾病谱的转移，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负担，2019年负担占比达63%。

新冠疫情之前，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球十大健康威胁》报告指出，空气污染气候变化、非传染性疾病和全球流感大流行等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

非传染性疾病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2019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所致死亡人数占比达74%，疾病负担占比达63%，其中心血管疾病在全球高居首位，死亡人数占比为33%，疾病负担占比为15%。

与非传染性疾病沉重的疾病负担相关的重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也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在2019年世界人口预测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在减少，世界人口趋向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数量增速最快，劳动人口比例的降低将对社会保障系统带来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将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视为健康的最大环境风险，全球90%的人呼吸被污染的空气，空气污染每年导致700万人过早死于癌症、中风、心脏病和肺病等疾患。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环境改变和健康报告》描述了气候改变，增加健康和卫生系统的脆弱性，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此外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历史上，人类会经常经历面对突发传染病的遭遇战和阻击战，如黑死病、天花，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祸乱、SARS、埃博拉到现在的新冠肺炎，都在为全球传染病防控敲响了警钟。

2019年10月，美英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各国应对疫情能力的评估报告，对预防、检测、响应、卫生系统、遵守国际规则和风险环境等六大类指标进行了分析，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对流行病和疫情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联合国《2020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类发展指数将在2020年出现衰退，将是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自1990年引入以来的首次衰退，疫情可能延缓人类发展的总体历程。

对此，董尔丹院士指出，面对全球健康威胁的转变，新时代大健康内涵从出生到死亡，从健康、亚健康、高危、出现临床症状、疾病诊断到疾病管理，应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提供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的一体化服务。

科技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创新突破引领未来发展

近代以来，科学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而分类成不同的学科体系，“科学”一词的含义就是分科之学。随着科学研究宏观宇宙到微观物质结构，从自然到人类，探索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的手段越来越复杂，需要的工具仪器等技术手段的支持，科学的突破常伴随着技术的发明，比如显微镜的发明和细胞学说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技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技术进步寻求科学理论基础，向科学研究提出新课题，以便在技术探索中少走弯路。

    科技哲学家库恩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科学研究可分为两类：（1）从1到N的渐进性建设，既在现有研究范式下，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推动科学的累积性渐进。（2）从0到1的变革性研究，既通常是对原有研究范式的颠覆，是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突破，促进了科学革命的发生，两者是递进关系，没有渐进性的积累就没有科学革命性的突破。

21世纪以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原始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从0到1多属原创性、突破性研究，从1到N多属于累积性、渐进性研究。从性质看，从0到1是首创，是无中生有的质变，从1到N则是已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从过程看，从0到1属于不连续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而从1到N的研究目标，方法明确，成功性较高。从结果看，从0到1具有突破性、超前性和被承认的滞后性，从1到N具有重复性，即时承认的特点。

相比于渐进性研究，从0到1的创新性程度更高，代表着科技创新过程中最具前瞻性的发展方向，有时甚至伴随着重大科学范式的转移，对科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0到1科学发现的产生机制及变革程度不同，目前没有统一分类标准，Cha-Cha-Cha理论有较大的影响力，Charge、Challenge、Chance分别代表攻克性、挑战性和机遇性。

2019年，Nature150周年纪念之际发表了一篇大规模数据分析的文章，文章指出，在过去百年，从上世纪30年代起，生物医学领域论文数占比逐渐增加，而物理学、化学的论文占比逐渐减少，从Top5关键词的变化可以看出，从极光、太阳等科学类的术语演变成细胞、DNA等生物医学领域的术语。

不同领域研究占比也逐渐发生变化，1930年后，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占比将近一半，生物医学与临床医学整体占比超过60%。

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逐渐替代了英国，成为Nature论文发表的首位。2010年后，中国Nature论文数量跻身前五。论文作者数量体现了合作研究，Nature论文作者中位数逐年增长，近二十年增长速度最快，反映出合作研究快速增长，其中医学健康领域合作规模最大。

大数据时代，数据将驱动健康科技管理与决策

我国科技创新坚持“四个面向”，科技创新是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是健康科技政策与管理关注的重要议题。具体到医学领域，经常提到的概念包括医学、卫生和健康。

医学，是学科体系，是以学术性、技术性为主要属性，着力于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揭示，对现实技术的发明创新，医学是以生命科学为主要基础和主干体系，并与工、文、理、经、法、管多学科交叉融合。

卫生，是社会和个体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等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多元性、综合性的社会体系，包括防控、诊疗、康复各方面。

而健康，则是医学及卫生的目标和结果。

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展多元数据平台的建设，为科技政策决策提供数据支持。1999年，卫生研究全球论坛发布报告提出了著名的“10/90gap”问题，就是占全球90%的疾病负担的卫生问题仅投入不到10%的研究经费，引起了对健康需求与科技创新不平衡性的广泛关注。2012年起，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全球卫生研发观测站更精准收集分析不同国家地区的健康科技相关数据，如资助规模、资助机构、论文、专利、临床试验等，旨在识别面向健康需求的科研优先事项，形成健康科技创新地图，识别科研优先事项，建立合作网络，评估卓越与创新中心。

 2013年The Lancet研究发现，2009年全球卫生研发投入近90%来源于高收入国家，其中60%来自于企业，30%来源于公共资助。这里反映出发达国家研发资助投入更多，更多的关注于他们本国的高疾病负担的疾病。发达国家学术影响力更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注意力。企业研发投入比例高，所以市场影响了研发的投入。

不同的资助机构和疾病类型方面，全球卫生研发观测站数据显示，2018年，生物医学相关资助11家资助机构资助规模达到330亿美元，以NIH为例，从疾病类型来看，非传染性疾病占比67%，人类健康威胁疾病谱向非传染性疾病转移，其中恶性肿瘤的资助规模最大。

董尔丹院士强调，在大数据时代，健康科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从微观分子细胞到宏观个体、群体、生态，健康科技数据爆发式增长，驱动健康科技走向数据密集型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Health In All Policies”，我国卫生方针同样是“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健康问题要进入所有学科、政策、行业，方成其事。健康科技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是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源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石。

本届中国血液学科发展大会是以线上交流为主，得到了业内以及权威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转播。在15日下午的12个分论坛中，覆盖血液病精准诊断、血液肿瘤、造血衰竭性疾病、出凝血疾病、儿童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细胞治疗、血液病护理、基础血液学、标准化建设、期刊论坛、运营管理和科普论坛等领域的精彩专题内容呈现，可以通过健康界官网或APP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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