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传佛教素食运动的内在诉求及影响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具体实践表现在素食理念的推广、素食团体的成立、素食刊物的发行等方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注重与西方素食主义理念的沟通与借鉴，侧重于对素食理念的推行，主要从利于养生、有益经济；戒杀护生、因果报应等角度宣扬。这一时期的素食运动基本出于佛教自身弘法利生的内在诉求。二十年代以后，在中国佛教谋求复兴的背景下，受“庙产兴学运动”的刺激，中国佛教通过成立组织、兴办僧教育等方式谋求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素食运动催生出大量素食团体的成立和素食刊物的发行。这一时期的素食运动是基于近代中国佛教对于社会角色自我重塑的内在诉求。近代中国汉传佛教所推行的素食运动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影响了部分人的饮食习惯，催生各大城市出现以素食为主的餐饮场所并影响到传统的生活习俗，衍生出佛化婚礼、佛化家庭等新的生活方式。

一般认为，西方素食主义运动诞生于十九世纪英国曼彻斯特，源于部分教会成员的禁食酒肉活动。西方第一个素食协会于1801年在伦敦成立，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其成员发展到2000多人。根据相关统计，截止1889年英国至少有52个素食餐馆，其中有34个在伦敦。1889年，甘地也成为伦敦素食协会的一名成员，这一时期，素食主义运动也相继在其他西方国家开展起来，美国、德国、法国分别于1850年、1867年、1899年成立了素食者协会。1908年，国际素食联盟在德国成立。始于南朝梁武帝时期的中国汉传佛教素食传统，在近代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汉传佛教所特有的内在诉求。

从纵向发展过程来看，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运动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有所侧重，体现出不同的内在诉求。前一个阶段主要基于佛教自身弘法利生的宗教诉求；后一个阶段则更多出于中国佛教社会角色自我重塑的诉求。

一、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基于弘法利生的内在诉求

清末民初，伴随近代西学东渐之余绪，西方素食主义的思潮也被介绍到中国，时人多评价中国“近世盛倡素食卫生之说”[2]。如英国人在华报刊《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3]经常报道并介绍英国素食运动开展的情况，指出“素食主义者年会在曼彻斯特召开，这可能有助于提醒公众注意食品改革问题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重要性。”[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汉传佛教在这一阶段素食运动的开展更多地从宣传佛教素食理念着眼，基于佛教自身理论特点，援引西方的素食理念，关注佛教素食理念与西方素食主义的共通之处，重视素食在养生、经济方面的益处。同时，也注重从佛教教义出发，强调佛教戒杀护生，因果报应等观念。因此，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在这一阶段的开展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弘法利生的内在诉求。具体来说，这一素食运动在实践层面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是从养生、经济的角度；其二是从佛教戒杀护生，因果报应的角度。

（一）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从利于养生、经济的角度推广素食理念。

清末民初，人们热衷于讨论素食与养生的关系，比如《申报》曾刊登大量有关素食的文章，1881年该刊在《论素食》一文中，以中医养生角度论证素食的益处，认为“大暑时，行当以清净为宗，而不可以肥醲之品，自腐其脏腑。”[5]这一时期加之外文报刊对西方素食主义的持续报道，许多刊物还设有素食专栏，使得素食逐渐为世人所关注。这其中，外文报刊《字林报》开设《VEGETARIANISM IN CHINA》栏目，以读者来信问答的方式关注并讨论中国素食运动开展的状况。在响应读者来信时，该报编辑部指出“素食主义本身在中国被广泛地实践和推崇是众所周知的。多年不食荤，足以使人在民间享有声望，被视为仁义之士。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禁止屠宰各种动物（禁屠）。但是，当我们询问这种广泛传播的素食主义的目的时，我们发现，无论是健康还是对生命的怜悯，都不会消减他们对肉食的胃口。中国人吃素是为了消罪积德。”[6]可以看出，作为在华外文报刊虽在极力宣扬西方素食主义的理念，同时也注意到中西方素食主义不同文化根源，强调影响中国人素食观念的宗教性因素。

除了当时流行的报刊宣传推动，在各社会群体中也多有推广素食理念者，这无疑有助于素食观念的流行。如北京大学学生于1917年曾倡议成立素食会，提出“蒋维乔先生精静坐之法，抱益世之旨，实行之者小则去病，大则长生。……校内能增订素食章程，庶几亦进德卫生之举。……倘素食得节省，其膳费其或且为崇尚节俭者之所乐行。”[7]在素食观念逐渐在社会上得以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汉传佛教注意适应这一潮流。在这一时期，佛教推广素食理念也大致从养生、经济等方面展开。佛教期刊《佛化新青年》在宣扬素食的利益时指出，有助于“（一）俭经济。……（二）益卫生。……（三）益道德。”[8]由此，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依据不乏借鉴西方素食主义理念，并将之与弘法利生的佛教需求相结合，从科学和宗教信仰两个维度展开对素食益处的论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素食观念具有中西结合的特点，具体来说是将西方素食主义的理念和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相结合并加以推广。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重视吸收西方素食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卫生之说，但同时也强调自身素食理念的不同之处，认为“（西方）素食主义与佛氏之放生不同，素食主义不妄杀生类以充口腹，非谓为害于社会之猛兽。”[9]

除此之外，素食运动在清末内外交困的时局之下，还被赋予了现实的意义。1919年爱国学生团体为抗议清政府软弱外交的失败曾发起素食运动。据当时的报刊记载，爱国学生团体“近鉴于国事蜩螗，外交失败异常愤慨，特邀集全体学生组织素食会一所，将余款充作种种临时费用。”[10]与之相类，中国佛教界同样把茹素作为表达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挽救时局的方式，不仅强调食素的养生优势，而且更注重食素对于社会资源的节约，进而从经济角度提倡素食。

（二）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从戒杀护生、因果报应的角度推广素食理念。

 除了从上述养生、经济的角度提倡素食，近代中国汉传佛教还注重以佛教自身教义为依据，从戒杀护生、因果报应等角度推广素食。

近代以来，食素于护生方面的益处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有人就指出“素食一事，现今智识阶级，颇为盛行。因为在惜物全生方面讲，生物之有其生命，正与人类之有其生命相同，生物之爱惜，也与人类之爱惜生命相等。”[11]作为倡导众生平等、戒杀护生的中国佛教，在这一方面也不遗余力地予以宣传推广，主张“佛陀制戒首令我们不杀，就是提倡素食主义。”[12]“荤食乃有损于异生，素食系无碍于生命，所以佛教要严格辨别素食与荤食也。”[13]从佛教自身的教义出发，认为“佛教之本旨系以慈悲、智慧、博爱、和合组织而成之教义，故其言教教人，要使大地有情各得其所，各得恢复固有之仁慈，各得恢复固有之智慧，各得恢复固有之生命。”[14]因此，中国汉传佛教也注意区别其所提倡的素食理念有特殊之处，佛教的素食主义是基于佛教自身众生平等、慈悲戒杀的教义，从而引导人们“慈心不杀一切有情而投其苦，悲悯众生受一切苦恼而与其乐。”[15]

因果报应论作为佛教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样成为佛教界倡导素食理念的理论依据。在论证素食的合理性时，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界强调“一切众生皆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杀之食之，即杀我父母，亦杀未来诸佛。故佛教徒无论出家在家应一律素食，而抱定我佛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精神。”[16]中国佛教在宣扬素食观念时，将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与中国传统孝亲观念相结合，以众生之六道轮回说为基础，警示人们拒绝素食会导致与父母六亲眷属相食，从而“增长苦业，流转生死，不得出离”[17]。从佛教因果报应论来说，众生之肉身有生死，而肉身非真我，肉身灭后，其所造之业常随真我以作下生之业本而偿还一切，即过去造现在，现在造未来。因此，众生“谋享乐而损害他人，及一切物命，无异伐树者坐枝斩本。”[18]印光也常以“戒杀、放生、吃素、念佛”[19]八字教化弟子。在佛教看来素食者戒杀断肉食可有无量之功德，若一切众生均不食肉，则不会出现众生相残害的现象。

二、近代中国佛教社会角色自我重塑的诉求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受到两次庙产兴学运动[20]的冲击，中国佛教开始从各个维度谋求社会角色的自我重塑，以期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包括成立佛教组织、兴办佛教教育等，这是近代佛教主动做出的自我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一阶段中国佛教的素食运动体现出与清末民初不同的诉求。

一方面，中国佛教将素食运动上升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高度，提出“今欲改造社会，振兴民族，惟以素食念佛为先”[21]，并且强调“杀食动物是制造未来刀兵水火的劫运，有强权无公理，故素食放生是建设人间乐土的奠基。”[22]在响应邰秋爽提出的庙产兴学主张时，中国佛教强调“惟有提倡佛化之布衣素食，节省物力，佛学之精神文明改革浮糜”[23]，着力论证佛教所倡导的素食与社会经济并不冲突，反而有益于节省社会物力，改良社会上浮躁奢靡的不良风气，认为素食会引导、促使人们“咬得菜根，万事可做”[24]。

另一方面，中国佛教延续汉以来在处理三教关系时调和儒佛的传统，着力强调佛教素食与儒家精神主旨不相违背。近代有人提出儒家圣人无素食之语，在响应这一疑问时，中国佛教界从儒家经典出发，指出“孔子之经，莫大于易，其言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子思作《中庸》以述祖德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孟子私淑其学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迄乎汉代大儒，厥有仲舒，着《春秋繁露》以明孔子之教，则曰：爱民以下，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之为人仁，此非戒杀而何？……朱子注《孟子》‘七十非肉不饱’曰：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如是则食肉者鲜矣。”[25]在这里，佛教指出从孔子、子思、孟子，再到董仲舒、朱熹历代儒家圣贤都有护生戒杀，众生平等的主张，借此论证了儒佛在素食问题上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佛教还认为戒杀茹素不仅可以消除恶业，还可以养心惜福，所以戒杀茹素“无悖儒佛两家圣人之旨而又适合乎养生。”[26]

同时，中国汉传佛教还注重发挥自身在慈善事业的独特优势，在这一时期各地成立诸多佛教素食团体。在各地阐述佛教开办的素食机构的非营利性时，着力强调其目的是为改善社会道德，具有公益性、慈善性。如绍兴功德林在叙说其素食处的开办缘起时指出，“功德林素食处之倡议已久，至今尚未成立。……但每虑生意不广，耗费实多，故均不敢从事。……要知是项事业纯为提倡社会道德起见，不得视同他种营业意专图利，为慈善则有喜舍而无贪悭。”[27]

到了1934年，蒋介石于是年2月19日在南昌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旨在通过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而达到“改造社会、复兴国家”之目的，由此掀起一场“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使一般国民食衣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为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最有效力之革命运动。”[28]“婚丧仪式要简单。……食物要简单清洁。”[29]这些主张都与中国佛教素食运动所提倡的素食理念颇有相合之处，受到佛教界不遗余力的呼应，太虚等一些颇具影响的佛教人士纷纷撰文支持。如太虚《佛教与素食》、俨然《我的素食后》、智定《念佛与素食》、慧童《素食论》、养波《你为什么不吃肉呢？》、观仁《你为什么要好吃？》、道屏《素食杂谈》[30]、如理《素食之益》、王仁励《长斋或出家之快捷方式》等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强调素食的利益与功德。太虚更是直言“提倡素食，大可以挽救世道人心也”[31]。

宏观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汉传佛教具有强烈的社会角色自我重塑的诉求，而素食运动与成立佛教组织、兴办佛教教育、佛化运动等活动类似，都是这一内在诉求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表现。从素食运动的角度来看，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佛教素食团体的成立和佛教素食刊物的发行。

（一）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团体的成立

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界成立了若干素食团体，通过佛教素食团体推动佛教素食运动的开展。根据笔者的统计，近代以来与中国佛教有关的素食团体至少有10个。兹列表如下：

在这些素食团体中，有的团体以专门研究素食营养卫生为主旨，从营养保健的角度宣传素食。如“慎食卫生会”，该会由伍廷芳等人创办，该会“宣言”称“本会会员中之通化学者，谓考验动植物质之优劣，凡血肉之类悉含毒质”[42]。主张食品清洁卫生，不提倡为追求口味甘美而有损于身体健康。该会章程称“以改良食品，研究卫生，俾免病苦而登寿域为宗旨。……每苦于素食戒难戒绝，本会特别研究于代肉物料。”[43]为了帮助会员戒绝肉食，该会积极研究改良食品，研究卫生科学，研制代肉食材，倡导健康的素食主义生活方式。

有的素食团体“以提倡素食，戒杀护生，扶扬佛化为宗旨”[44]，如丁福保居士创办的“世界提倡素食会”。这个素食团体事实上在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展活动，“每月十号聚餐，已达九十五届，惟向乏正式组织”[45]。该会将会员按照食素之程度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全年净素（长斋）。乙种会员，全年持斋时间在百日以上者（中斋）。丙种会员，每月持斋至少在二日以上者（初斋）。”[46]在组织机构上，该素食会共设有五部，凡该会会员均可参加，这五部包括“（一）修持部。佛堂念佛，另有仪轨。（二）阅经部。设有各种经书，任凭会员参阅。（三）演讲部。或法师，或会长，或善知识，宣讲佛学。（四）答问部。由精通教相之善知识解答佛学疑问。（五）教经部。会员于经咒中有不识之字，尽可询问。（六）聚餐部。下午七时有聚餐会，会员得随意参加，其餐费随时定价，惟席中不得饮酒。”[47]为保持该会成立之主旨，同时也强调会员“惟不得妄谈时事，各宜隐恶扬善，正己化人，会员会友均不得在会中募捐。”[48]为了扩大受众群体，该素食会还特别规定，“会员有眷属亲友等偕来随喜参加者，名曰会友，其权益与会员同等，并希劝其发心参加入会。”[49]

此外，一些有国际化背景的素食团体虽持续发挥著作用，但其影响力已逐渐被佛教素食团体所替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素食会”因战事影响而停顿，后因常有读者来信询问素食之事，虽“重行召开大会，并选美斯来为会长”[50]，但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二）近代中国汉传佛教发行素食刊物推动素食运动的开展

除了成立素食团体组织，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界还通过发行刊物宣传素食理念，宣扬戒杀护生，这些刊物或为专门宣传素食运动的刊物，或不定期刊行素食专号。这其中，专门宣扬素食、护生戒杀的刊物，有《罗汉菜》《素食特刊》《护生报》等；以不定期发行专号的形式宣扬素食，如《正信》《觉有情》《佛学半月刊》《海潮音》《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大云》等佛教刊物。

在众多宣扬素食的佛教刊物中，犹可注意的是《正信》。该刊除了发表宣传素食的文章外，还不定期发行“素食专号”。该刊素食专号的发行缘起，起先是由编辑部与法舫法师商定了几个题目并征求稿件，结果有关素食的来稿比较多，编辑部意识到“大家关心这个问题”[51]。出于“使不明白素食道理的同道们，得着一点印象，启发他们的信心和慈悲念头”和“对于已经明白素食道理的同道，见到了愈加警觉，不要为外来的顿愚（肉食）者所诱惑”[52]两个目的，该刊开始以专号的形式集中讨论佛教素食的问题，宣扬佛教素食理念，指导大众的素食活动。太虚曾在该刊发表《佛教与素食》一文[53]，该文不仅从动物学之进化论、卫生学之原理、经济学之统计三个常识层面讨论素食的益处，而且从佛教教义中的众生平等、因果轮回角度加以分析说明，认为“提倡素食，大可以挽救世道人心也。”[54]

此外，上海三乐农产社于1941年（或为1939）创刊了《罗汉菜》，该刊由三乐农产社创办人荣柏云主办，以“提倡八德，弘扬佛化，挽救人心，改善社会，消灭世界乱源”[55]为宗旨。创办初期为不定期，第三期以后改为月刊，共发行50期，停刊于1945年5月。该刊设有“护生警语”栏目，内容上主要是通过故事、图画宣传护生素食，普及医学养生常识、素食问答、素食营养、素食食谱，并兼以宣传推广三乐农产社的素食产品。该刊物不定期推出宣传戒杀护生的专号，如1938年推出的《罗汉菜·保护动物专号》[56]以集中讨论的形式倡导佛教戒杀护生之观念。由陈法香1939年10月1日于上海创刊的《觉有情》，原为半月刊，自1948年1月起，改为月刊。该刊常刊登从因果报应角度倡导推广素食的文章，以佛教众生平等、戒杀护生为依旨，推动素食运动的开展。该刊出版较为连续，至1953年2月停刊共出246期，因此影响也较大。

三、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的影响

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在社会层面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影响了一部分人的饮食习惯，催生各大城市出现了诸多以素食为主的餐饮场所；另一方面，影响到了人们固有的生活习俗，衍生出佛化婚礼、佛化家庭等新的生活方式。

（一）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并催生素食馆产生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代出现的以素食为特色的餐饮场所仅民国时期就至少有16家，这些素食馆的开设地多为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如下表所示：

这一时期出现的素食馆成为当时社会名流聚餐社交的重要场所，无疑对于推广素食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无论是普通的聚会还是重要的社交活动，当时人们多有选择素食馆作为去处者，一时成为风尚。如南洋中学校友会聚餐就定在静安寺路功德林素食馆，并强调“届时务希校友诸公踊跃参加，无任翘盼”[59]。在陆镜清的《沪西宴集记》记载的多次宴会也多由“菜根香素食馆承办”[60]。当时有人评价“随着佛法之大走红运，吃素的风气也盛极一时……。素食馆……像雨后的笋子那样，在不景气的市面茁生出来”[61]。可见当时佛教素食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素食馆如雨后春笋，素食作为流行之风尚盛极一时。

（二）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对传统习俗的影响

中国汉传佛教在近代推行素食运动的过程中，对于国外素食主义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佛教日报》等佛教内部报刊曾连续刊登介绍西方流行的素食主义理念和动态，报道称“英国有若干卫生家，于大战之后，发起素食屏绝荤腥，曾假报纸宣传，一年间，集得同志四十余人。……迄于最近，会员已增至百十余人，除英人外，德法美比，爱尔兰，瑞士人都有，其间还有两位是华人。”[62]在介绍的同时中国佛教注重固有的素食理论和西方素食主义思潮理念之间的沟通与互鉴，但仍以佛教素食理念为主体，并以此作为推行佛化运动社会化、家庭化的一个切入点。

在当时，贤达人士对于佛教素食理念的推崇，也无形中推动了佛教素食运动的发展。被后人称为“民国美食家”的时希圣曾编辑一系列素食书籍，其中的《素食谱》集中整理了当时流行的素食菜谱，他指出“本书定名为《素食谱》，为提倡实行素食主义之实际专书，与本局所出之素食养生理论一书相辅而行。”[63]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主张和实验新生活的涂九衢指出，“就卫生而论，可增人类寿康。就经济论，可节食费以扩充有益事业。就哲理而言，……无杀生之必要。”[64]民国“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曾总结素食有益的三大理由：“（一）从科学上讲，素食合于生理上之滋养而有余，能使寿命延长。肉食含有寄生物甚多，易于传染。（二）从哲学上讲，宗教家、思想家之倡素食，乃推广人道之意。按进化学证明人类之构造及性质，与动物相去不远。食之毋乃太忍。按教育学观察，肉食养成伤害动物之习惯，易成残忍，实非所宜。（三）从社会学上讲，植物吸收矿质及空气，动物食植物，人类又食动物，未免多此一举，颇不经济。”[65]这些颇具影响的社会贤达对佛教素食运动的响应，说明佛教素食运动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随之而衍生的佛化家庭、佛化婚礼也多产生于这一社会精英群体。

如前所述，佛教素食运动不仅影响到了人们的饮食行为，而且影响到了人们传统的民俗习惯。由于受佛教素食运动的影响，一些有别于传统的习俗开始出现，如佛化婚礼、佛化家庭等。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佛化婚礼与传统婚礼相比，其变化在于“先由新郎新娘至佛前礼忏，并由法师为两新人诵经，然后引入礼堂……，礼毕，乡亲友来宾以净素茶点，晚间宴客全用素菜，以赤砂糖汤代酒。”[66]值得注意的是，佛化婚礼不仅出现于上海等大城市，也蔓延到了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近年结婚用素食，各地渐见有之，往岁王一亭先生之文孙，在沪结婚，即用素食宾客，但海门结婚用素食，当以此次史沈婚礼为开宗明义第一章，甚愿闻风仿行者日多。”[67]随着佛化婚礼在社会上出现并产生影响，进而推动佛化家庭的出现。按照当时的看法，佛化家庭以佛化方式组建家庭，将佛化理念融入到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主张“佛化家庭徒众如逢喜事丧事，均须谨遵佛式，破除世俗迷信，改良沿习。……请大德证婚，厉行素食宴会。”[68]在形式上，佛化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提倡素食，厉行节约，其“仪式办法极为简便，而最有益于社会，一切靡费取消，以实在为主，素食不饮酒”[69]。在倡导这一主张的佛教人士看来，通过佛化婚礼的举办、佛化家庭的组建，可以影响来往宾客和见者闻者，令其同享莫大利益，从而使这一由素食运动衍生的佛化新习俗为“社会作一改良之补助。”[70]佛化生活方式尝试将佛化观念社会化、家庭化，这一新事物的产生不仅反映出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素食运动对传统习俗的影响，而且体现出中国佛教对社会改良，重塑自身社会角色的努力。

余论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汉传佛教对于素食运动的推动表现在素食理念的推广、素食团体的成立、素食刊物的发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汉传佛教出于弘法利生的宗教需求，在开展素食运动时注重与西方素食主义理念的沟通与借鉴，侧重于对素食理念的推行，主要从利于养生、有益经济；戒杀护生、因果报应的角度宣扬素食。二十年代以后，在中国佛教谋求复兴的背景下，受“庙产兴学运动”的刺激，中国佛教通过成立组织、兴办教育等方式谋求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素食运动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不同于前期的内在诉求，主要表现在素食运动催生出大量的素食团体的成立和素食刊物的发行。由此而言，近代中国佛教推行素食运动的种种实践至少体现出其两个方面的内在诉求：其一是以佛化生活方式化导世人，进而利于弘法的内在诉求；其二是近代中国佛教对于社会角色自我重塑的内在诉求。

近代中国汉传佛教所推行的素食运动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素食运动影响了一部分人的饮食习惯，催生各大城市出现了诸多以素食为主的餐饮场所；另一方面，影响到了人们固有的生活习俗，催生出佛化婚礼等新的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历来有在危急时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抵御外辱、维护民族自尊心的优良传统。随着抗战爆发，中国佛教界把素食上升到强国强民的高度，认为“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足食，足食尤须慎食。故饮食一道，关系吾人身命的生死健衰，国家人种的强弱盛萎，实为至切至重。……欲得养身强身的饮食，那就不能不推功于素食了。”[71]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汉传佛教所推行的素食运动也被赋予了更多民族救亡的意义，这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汉传佛教在近代曲折发展过程中，关心并参与社会生活，积极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调整，为谋求佛教复兴做出的主动性尝试。

原佛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以来中国汉传佛教教育的转型研究”（编号：21BZJ0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编号：18ZDA233）的阶段性成果。

[2]吴绮缘：《闺房金鉴》（第3册），国华书局1919年版，第44页。

[3]《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称《字林报》，前身为英国商人奚安门 1850年8月3日在上海创办的《北华捷报 》 (North China Herald)，被称为英国人在近代中国出版的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4] 《NO MORE MEAT》，《BY A VICE-PRESIDENT OF THE VEGETARIAN SOCIETY》，《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1885年12月2日。

[5]《论素食》，《申报》，1881年8月8日，第1版。

[6]《VEGETARIANISM IN CHINA》，《The North-China Herald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1889年9月14日，第19页。

[7]《学生素食之提议》，《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5日第9期，第3版。

[8]蔡心觉：《素食主义》，《佛化新青年》，1923年第1卷第1号，第33页。

[9]《素食主义决疑》，《中西医学报》，1913年，第4年第3期。

[10]忌：《爱国女学组织素食会》，《新闻报》，1919年6月1日，第1版。

[11]雪：《从素食说到夏今素食（附表）》，《新民》，1935年第1卷第42期，第6-16页。

[12]根长：《谈素食》，《学僧天地》，1948年第3期，第25页。

[13]慧童：《素食论》，《正信》，1934年第13期，第9页。

[14]慧童：《素食论》，《正信》，1934年第13期，第9页。

[15]根长：《谈素食》，《学僧天地》，1948年第3期，第24页。

[16]根长：《谈素食》，《学僧天地》，1948年第3期，第24页。

[17]志林:《南京素食同缘社开幕宣言》，《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6年第12期，第21-22页。

[18]荣柏云：《本社创办之宗旨》，《素食特刊》，三乐农产社1935年，第1页。

[19]志林:《南京素食同缘社开幕宣言》，《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6年第12期，第22页。

[20]近代庙产兴学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清末由康有为、张之洞等人提议，光绪发起的利用庙产兴办教育，以谋求自强为目的，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非法侵占寺产的现象，因此而聚讼不断；其二为民国建立以后，北洋政府虽先后出台了三部寺庙管理条例，但侵占寺产现象仍屡禁不止。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政部当时有改僧寺为学校的设想，邰爽秋提出“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助推，1929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单行寺庙管理法规《寺庙管理条例》，未能有效保护寺产，从而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对。（参阅：胡永辉：《近代江浙地区汉传佛教教育的实践与特点》，《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3期。）

[21]通贤：《素食护生的意义》，《大慈菩萨发愿偈略释：通贤法师演讲录》，上海佛教净业林1942年版，第25页。

[22]远凡：《觉世佛学会标语》，《学佛应有的认识》，觉世佛学会汕头办事处1935年版，第111页。

[23]《反对江苏大学教授邰秋爽庙产兴学运动》，邰爽秋编：《庙产兴学问题》，中华书报流通社1929年版，第76页。

[24]蔡心觉：《素食主义》，《佛化新青年》，1923年第1卷第1号，第34页。

[25]志林:《南京素食同缘社开幕宣言》，《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6年第12期，第21-22页。

[26]志林:《南京素食同缘社开幕宣言》，《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6年第12期，第22页。

[27]范左青：《绍兴功德林素食处缘起》，《大云佛学社月刊》，1926年第69期第3号，第45页。

[28]《新生活运动》，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印1934年版，第1页。

[29]《新生活运动》，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印1934年版，第112页。

[30]道屏：《素食杂说》《正信》，1934年第13期，第2-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62卷，第49页。）

[31]太虚：《佛教与素食》，《正信》，1935年第6期，第1-2页。

[32]《BY AVICE-PRESIDENT OF THE VEGETARIAN SOCIETY》，《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 》，1885年12月2日。

[33]伍廷芳等：《慎食卫生会章程》，《申报》，1910年10月2日，第2张。

[34]涵秋：《布衣素食会》，《时报》，1922年6月2日，第4张。

[35]《素食同缘社开幕宣言》，《海潮音》，1926年第7年第3期，第9页。

[36]鸱夷：《苏州之素食运动》，《新闻报》，1926年1月26日，第5张。

[37]《南京金光明法会筹备之经过》，《时事新报》，1926年1月12日，第2张。

[38]《新界观音山素食会》，《香港青年》，1932年第10期，第5页。

[39]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7期，第30页。

[40]《李石曾发起素食会》，《立报》，1945年12月18日，第2版。

[41]《世界素食同志联合会汉口分会成立》，《正信》，1946年第22期，第10页。

[42]《慎食卫生会之宣言》，《申报》，1911年8月12日，第2版。

[43]伍廷芳等：《慎食卫生会章程》，《申报》，1910年10月2日，第2张。

[44]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5/76/77期合刊，第31版。

[45]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5/76/77期合刊，第31版。

[46]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5/76/77期合刊，第31版。

[47]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5/76/77期合刊，第31版。

[48]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5/76/77期合刊，第31版。

[49]郑颂英：《世界提倡素食会简章》，《觉有情》，1942年第74/75/76/77期合刊，第31版。

[50]《中国素食会已重新组织》，《新闻报》，1939年4月8日，第6张。

[51]梦良：《要说的几句话》，《正信》，1934年第13期，第1页。（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62卷，第37页。）

[52]梦良：《要说的几句话》，《正信》，1934年第13期，第1页。（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62卷，第37页。）

[53]太虚：《佛教与素食》，《正信》，1935年第6期，第1-2页。

[54]太虚：《佛教与素食》，《正信》，1935年第6期，第2页。

[55]《罗汉菜》，1930年第12期，第2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87卷，第250页。）

[56]三乐农产社主编：《罗汉菜·保护动物专号》，1938年。

[57]松日楼、六露轩余记、隆兴馆、六露轩协记、施炳记等5所素食馆见印培：《沪上之素食馆一览表》，《时报》，1917年7月21日，第4张。

[58]《素食大餐馆出现》，《时报》，1924年5月14日，第4张。

[59]《申报》，1931年10月9日，第2张。

[60]陆镜清：《沪西宴集记》，1932年7月19日，第4张。

[61]姚慕：《谈吃素》，《申报》，1935年10月30日，第4张。

[62]《欧洲的素食运动》，《佛教日报》，1936年9月7日，第4版。

[63]时希圣：《素食谱》，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页。

[64]涂九衢：《素食问题》，《动物节特刊》，1934年第7版。

[65]《李石曾之素食主义》，《海潮音》，1930年第11卷第5期。

[66]《锡地破天荒·佛化俭婚》，《大锡报》，1945年12月30日，第2张。

[67]江易园：《江易园居士演讲集》，南通翰墨林书局，不详，第48页。

[68]郭衡斯：《建设佛化新家庭之商榷》，《学佛之三方面》，泰京中华佛学研究社1942年版。

[69]《朱石僧为大公子喜期提倡改良办法》，《素食结婚汇刊》，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处1939年版。

[70]《朱石僧为大公子喜期提倡改良办法》，《素食结婚汇刊》，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处1939年版。

[71]醒心：《素食运动》，《人间佛教》，1940年第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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