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把你蠢哭了吗》:“社恐”的根源,是惧怕他人的负面反应?
此时此刻,你在担心什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担心吧?
距离孩子的生日聚会没几天了,东西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工作上的那个大项目进展得还顺利吧?又要给车加油了,油费还付得起吗?老妈上次打电话来是什么时候,她最近身体还好吧?髋关节那里一直隐隐作痛,不会真是关节炎吧?用剩的肉馅已经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万一谁吃了以后食物中毒怎么办?脚为什么老是觉得痒?想起九岁时在学校里裤子突然掉下来的事,别人不会还记得吧?车子是不是开得有点慢?那是什么响声?是不是有老鼠?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因此请病假的话,老板能相信吗?还有、还有、还有……
本文出处:《是我把你蠢哭了吗》,[英]迪安·博内特著,朱机译,后浪丨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原文作者丨[英]迪安·博内特
摘编丨安也
膨大的头颅用持续的压力让我们低落
如果说人类精巧的智力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可以称之为“威胁”的东西随处可见。回望坎坷的人类演化之路,曾经的威胁是指实实在在危及生命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到处都有。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世界早已改变,可我们的脑还没有与时俱进,它们几乎要为一切担忧。上面洋洋洒洒列出的那些只不过是大脑制造的巨型神经质冰山的一角。
任何有可能产生负面结果的事,哪怕再微不足道,又或者只是主观臆测,也会被大脑贴上“值得担忧”的标签,有时候还是毫无必要的担心。你有没有曾经特意避免从梯子下方走过,或是往肩头撒把盐,再或者遇到正逢星期五的13号就不出门?这些都属于迷信的信号—为毫无现实根据的情景而真切地担忧,最后为了让自己稍感安全而采取一些不可能有实际效果的行动。
电影《玛丽和马克思》剧照。
同样地,我们会陷入阴谋论,为了一些理论上存在可能、实际上极罕见的事情而变得激动和偏执。有时候大脑还会产生恐惧症,使人对某些明知无害的东西感到强烈的恐惧。还有的时候大脑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理由也不编了,就是莫名地担惊受怕。我们听到过多少次有人说“太安静了”,或是平安无事一段时间后就觉得有什么坏事“应该”要发生了。类似的事有可能让人患上慢性焦虑障碍。
大脑的忧虑倾向会对身体造成实质影响(高血压、紧张、颤抖、消瘦或发胖等)并干扰日常生活,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为原本无害的事情忧虑,最终带来了真正的伤害。根据包括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ONS)在内的一些机构的调查结果,英国有十分之一的成人会在一生中患一种与焦虑相关的疾病;而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200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直面恐惧》的报告显示,从1993年到2007年间患有焦虑相关疾病的人口比例据称提高了12.8%。也就是说,英国成年人中遭受焦虑问题困扰的人数差不多超过100万。
电影《自闭历程》剧照。
当膨大的头颅用持续的压力让我们低落时,谁还需要什么天敌啊?
为什么我们会惧怕唱歌或者打电话?
卡拉OK是全世界流行的消遣。有的人喜欢站到一群陌生人(通常是有些醉意的陌生人)面前高歌一曲,往往唱的是只有点儿会又不是很会的歌,也不管唱歌水平如何。要我说,他们的唱歌热情与唱歌水平通常呈负相关,虽然我没有做实验验证过。另外,这种倾向怕是也少不了酒精的推波助澜。而在电视才艺秀风靡的今天,他们不仅能站到一小群醉醺醺的人面前,更能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面前唱歌。
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种情景就太可怕了,绝对会让他们做噩梦。若是被问及是否愿意起身在众人面前唱歌,他们的反应就像被要求在所有前任面前裸体徒手接住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他们会脸色突变、神情紧张、呼吸急促,并表现出各种经典的战或逃反应的迹象。若在唱歌与参战之间选择,他们一定更乐意战斗至死(除非战场上也有观众)。
电影《社交恐惧症》剧照。
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你对卡拉OK持什么态度,毕竟这是一种零风险的活动,只要围观者不是类固醇滥用的音乐狂热分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糟糕的情况,比如你有可能唱得实在跑调得厉害,让听众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那又怎样?只不过是几个以后再也见不着的人认为你的唱歌水平在及格线以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只要我们的大脑对此在意,那就是有害的。羞耻,尴尬,公开出丑……除了最富有献身精神的非正常人,没有人会去主动追求这些强烈的负面感受。出现这类后果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丁点,也足以让人避之不及。
还有很多让人惧怕的事情比唱K更普通:打电话(我自己就尽量能免就免)、付钱时身后有人排队、敬酒、上台做报告以及去理发等—无数人日常能顺利完成的事,却让另一部分人充满畏惧和惊恐。
这些都属于社交焦虑。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社交焦虑,但如果严重到了干扰正常生活、使人变得衰弱的程度,那就属于社交恐惧症了。社交恐惧症属于最常见的几种恐惧症表现形式之一,所以,为了理解其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现在我们不妨后退一步,先来看看普遍意义上的恐惧症。
恐惧症指的是莫名害怕某种东西。假如一只蜘蛛突然掉在你手上,你尖叫着拍打一通,人们对此都会很理解。因为毛骨悚然的虫子吓到了你,而人们往往都不喜欢触碰虫子,所以你的反应是合理的。可是,假如一只蜘蛛落到你手上,你不仅失控地大喊大叫,还掀翻了桌子,并用漂白剂洗手、烧光衣服、长达一个月拒绝出门,或许就可以算得上“莫名”了。毕竟,不过是一只蜘蛛罢了。
关于恐惧症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患有恐惧症的人通常很清楚自己的害怕是完全没道理的。一个有节肢动物恐惧症的人在意识层面知道不及一枚硬币大的蜘蛛对自己构不成危险,可还是控制不住过度的恐惧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对恐惧症的反应说些片汤话(比如“它不会伤害到你的”)尽管是出于好意,却丝毫不起作用。知道触发恐惧的东西没什么危险无济于事,恐惧无疑超越了意识层面,而这才是恐惧症那么棘手和顽固的原因。
电影《社交恐惧症》剧照。
恐惧症可以按照害怕的对象划分成特殊(单一)和复杂两种类型。单一恐惧症指的是对某个特定物品、动物、情景(例如待在电梯间)或状况(例如流血、呕吐)产生恐惧感。只要避开相应的触发物,个人生活一般不受影响。有时候虽然无法完全避开,但它们大多只是暂时存在,比如有的人惧怕乘电梯,但坐电梯一般也就几秒钟,除非你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的威利·旺卡。
当我们试图去提防某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对其产生畏惧
至于究竟为什么会得恐惧症,原因多种多样。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会联想学习,把特定的反应(例如恐惧反应)与特定的刺激(例如蜘蛛)联系起来。即便是神经结构最简单的生物似乎都具备这种联系能力,比如说加州海兔,一种非常简单的水生腹足类动物,个体近一米长,就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用于研究学习过程中神经变化的早期实验。
以人类的标准来看,加州海兔很低等,只有原始的神经系统,可它们已经表现出联想学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神经元十分粗大,足以让研究人员把电极插进去记录电活动的变化。加州海兔的神经元轴突(神经元的长“主干”部分)直径可达1毫米。这个数值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那要看和什么比。假如把人类的神经元轴突比作饮料吸管,那么加州海兔的轴突尺寸可算得上是英吉利海峡隧道了。
电影《社交恐惧症》剧照。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生物表现不出联想学习的能力,粗大的神经元就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有人警告你当心某些东西(比如陌生人、电线、老鼠、病菌等),你的大脑就会推断遇到它们的话会发生的各种糟糕事情。随后,当你真的遇到时,脑中那些“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被激活了,战或逃反应也同时被触发,负责编码记忆中恐惧组分的杏仁核给这段记忆贴上“危险”的标签。于是,下一次再遇到时,你会记起“危险”,并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反应。当我们试图去提防某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对其产生畏惧。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反应最终发展成了恐惧症。
此过程也说明,理论上来讲任何事物都能成为恐惧症的焦点。若把已知的恐惧症全都列出来,恐怕也确实如此。其中有些格外引人注目,包括奶酪恐惧症、黄颜色恐惧症(显然和奶酪恐惧症有重合之处)、长单词恐惧症(该词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长单词:hippopotomonstrosesquipedaliophobia),以及恐惧恐惧症(即害怕患上恐惧症,因为大脑经常冲着逻辑概念说:“闭嘴,你不是我爸爸!”)。不过,有一些恐惧症相对来说比较常见,说明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同时起作用。
我们是在演化过程中变得害怕某些东西的。有一项行为学实验教会了黑猩猩害怕蛇。这个任务不算难,通常先给黑猩猩看一条蛇,紧接着给它们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比如一记轻微的电刺激或一些难吃的食物等,总之是让它们想要尽可能避免的东西。有意思的部分在于,当其他黑猩猩看到这些同伴对蛇表现得十分害怕后,尽管没有受过相关训练,却也很快学会了害怕蛇。这种过程通常被称为“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与触发线索的效果惊人地强大,再加上大脑在遭遇危险时“安全总好过遗憾,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处理方式,都意味着我们看到别人害怕什么东西时很可能自己以后也会对此有所警惕。在童年时期,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主要来自在我们看来比自己懂得多的人时,尤其如此。所以,假如家长有某种强烈的恐惧症,就很有可能像一件特别令人不安的传家之物似的传给我们。可以这么说:假如一个孩子目睹父母或是保育员、老师、偶像之类的人见到老鼠后拼命喊打,那么这段生动而不安的经历就会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严重的广场恐惧症会使人根本无法出门
脑的恐惧反应决定了恐惧症很难摆脱。习得的联想大部分可以借助巴甫洛夫那个著名实验建立的方法实现最终移除:铃声与食物建立联系,铃声一响便促发一种习得的反应(分泌唾液),可如果接下来铃声继续响,食物却总是不出现,两者的联系渐渐地就减弱、解除了。同样的步骤也适用于很多场景,这叫作“消退”(与恐龙灭绝的“灭绝”是同一个词:extinction,请勿混淆)。大脑学习到,铃声之类的刺激不再与其他条件有任何联系,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做出特殊的反应。
有人或许以为类似的方式正适用于解决恐惧症,毕竟每次意外遭遇引起恐惧的东西几乎都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可是,棘手之处在于:恐惧症触发的恐惧反应总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循环论证的杰作:大脑确信某样东西有危险,于是在遭遇时激发战或逃反应;随之身体出现通常会有的一系列反应,包括肾上腺素水平升高,感到紧张、惊慌等。战或逃反应对生物体消耗大,还往往引起不愉快的体验,大脑因此就记住了“遇到它让身体变得一团糟,所以这东西真危险”!如此一来,恐惧症非但没缓解,反而增强了,虽说个体并未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电影《玛丽和马克思》剧照。
了解恐惧症的具体性质同样很重要。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单一恐惧症,即由特定物体或对象所引发,且引发恐惧的原因比较容易确定和避免。但是,还有一类复杂恐惧症,是由更复杂的事情(比如周围环境或处境)触发的。广场恐惧症就是其中的一种,常被误解为害怕公共空间。更准确地说,广场恐惧症是害怕身处难以逃离或找不到帮助的场所。严格说来,除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触发恐惧,因此严重的广场恐惧症会使人根本无法出门,并造成“害怕公共空间”的误解。
广场恐惧症与惊恐障碍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惊恐发作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我们会因为恐惧而手足无措,感到痛苦、惊恐、呼吸困难、恶心、头痛欲裂、受困等。惊恐发作的具体表现因人而异,比如2014年《赫芬顿邮报》上有一篇琳赛·霍姆(LindseyHomes)和舍勒(AlissaScheller)撰写的有趣文章,题为《惊恐发作是种什么体验》,里面收集了一些患者亲身经历惊恐发作的描述,其中有一人说道:“我在惊恐发作时站不起身、说不了话。我只感到全身剧烈疼痛,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一个小球里塞。最严重时我都喘不上气,所以我开始深呼吸,后来我吐了。”
还有很多人的体验与此不尽相同,但同样糟糕。归结起来,都是因为大脑有时略过中介,毫无缘由地发动恐惧反应。正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就采取不了什么对应措施,于是恐惧反应很快变得“难以抑制”,产生惊恐障碍。惊恐障碍使人身处无害的场景却感到惊慌害怕,然后与恐惧、惊恐联系起来,最终就可能发展为恐惧症。
惊恐障碍最开始是怎么出现的,具体还不清楚,但有一些令人信服的假说。可能是个人曾经遭遇过创伤,由于大脑迟迟未能有效处理创伤带来的问题,最终导致了惊恐障碍。也有可能与某种神经递质过量或缺乏有关。遗传可能也有关系,因为经历过惊恐发作的人,其直接亲属出现过同样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大。甚至还有理论认为,患者通常倾向于灾变论的思维方式,身体一旦遇到什么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或小毛病,就不着边际地担心起来。也可能上述理论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还有其他尚未发现的机制。在制造不合理恐惧反应时,人脑从不缺少办法。
社交恐惧症的根源在于
害怕来自他人的负面反应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社交焦虑了。当这种焦虑严重到使人精神衰弱的地步,那就是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症的根源在于害怕来自他人的负面反应—比方说不敢去想别人听了你唱卡拉OK会有什么反应。仅仅是敌意或侵犯并不会让我们害怕,单纯的否定却足以让我们畏而止步。
大脑用他人来校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而他人之所以能成为恐惧症的恐惧来源,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于是乎,他人的赞许显得事关重大,并且“他人”通常可以指任何人。无数人追求声名,而声名不就是陌生人的盛赞吗?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大脑是多么的自我中心,所以说大概所有名人只不过都大抵如此?那可真有点儿悲哀(赞扬本书的名人除外)。
电影《玛丽和马克思》剧照。
一方面大脑有预测和担忧负面影响的倾向,另一方面大脑又对社会认可和赞许有强烈需求,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社交焦虑。打电话意味着要在看不到表情等常见线索的情况下与人互动,因此有些人(比如说我)就会觉得特别难办,怕自己激怒或是惹烦了对方。付账时身后排了长队之所以让你神经紧绷,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你耽误了很多人的时间,而他们在你满头大汗计算该付多少钱时正瞪着你呢。无数类似的情形让大脑设想出种种引得他人不快或恼火、会收到负面评价、引起尴尬的可能性。归结起来就表现为焦虑—担心在众人面前出错。
有些人没有这类担心,有些人则完全相反。对为何差异会如此之大的解释有很多,利布(RoselindLieb)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发展为焦虑障碍的可能性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父母批评过度,会让孩子总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惹恼尊敬的权威,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举动;而若家长保护过度,则会让孩子一丁点儿负面反馈也接触不到,因此长大离开父母的庇佑后,自己做的事一旦引起了负面的结果,就容易因为不适应而反应过度,比如难以应对后果,并且极有可能害怕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甚至小时候被反复灌输陌生人有危险的观点,都或许会令人长大后对陌生人过分紧张。
电影《雨人》剧照。
体验过恐惧症的人常表现出逃避行为,即主动回避可能触发恐惧反应的场景。这种做法有利于维持内心平静,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则无益于消除恐惧症。越是逃避,恐惧症越会长久地在脑中保持鲜活并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有点儿像拿纸糊住墙脚的耗子洞,虽然表面看来没问题了,但实际上鼠患并没有解决。现有证据表明,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惧症是最常见的恐惧症。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多疑的大脑常让我们害怕一些并无危险性的东西,而我们又需要他人的肯定,两者碰到一起,结果就使我们过度恐惧因自身能力欠缺而招致他人的负面反馈。
大脑对威胁的孜孜以求最终让它真的创造出危险来,这实在是残酷的讽刺。
本文选自《是我把你蠢哭了吗》,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英]迪安·博内特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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