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成世界「第一胖」的中国人，不能再陷入BMI「陷阱」

中国人，已是世界「首胖」。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成人的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超重/肥胖成年人已过半。

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中国已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显然，这个数字在全球排名第一。

医学上，肥胖是一种慢性、易复发、进行性疾病状态，是指可能损害健康的异常或过多身体脂肪蓄积。

但肥胖也不是一无是处。从临床意义上来讲，肥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采取疾病干预措施的时机，从而预防致死性并发症的发生，尤其是常常伴随过度肥胖的糖尿病。

体重增加，是公认的糖尿病危险因素。据统计，肥胖人群糖尿病发病率为14%到20%。

所以，准确定义肥胖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判断是否是肥胖，常用到的衡量指标就是BMI（身体质量指数）。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将BMI作为界定个体是否肥胖的标准，是有漏洞的。

通过水下称重、双能量X射线吸收法、CT或MRI等技术，脂肪可得到准确测量，但这些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缺乏实际应用。

不断受到挑战的BMI，是一个产生于近200年前的概念，1832年，由比利时通才盖特勒提出，出发点是建立一个用于公众健康研究的统计工具，也就是当医生不确定某一疾病是否由肥胖引起时，可以把研究对象的身高及体重换算成BMI值，再找出病发率和BMI值之间，是否有线性关联。

1993年，在世界卫生组织一项量化BMI和死亡率关系的研究中，提出将BMI≥25.0 kg/m2定义为超重，BMI≥30kg/m2定义为肥胖。自此，BMI成为国际最权威的肥胖判断指标——但那项研究，只是以白人为研究对象。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则建议，对于成人来说，设定BMI≥24kg/m2为超重，BMI≥28 kg/m2为肥胖，而最近在50多万研究对象中开展的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证据，也支持这一「中国标准」。

BMI计算公式为：体重(kg)÷身高(m)的平方。例如某贾姓女明星，体重90kg，身高1.66m，那么她的BMI是90÷(1.66×1.66)=32.66kg/m2

2021年6月1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学者，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上，发表了「中国肥胖症研究三部曲」系列的第一篇研究《中国肥胖症的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

文章指出，根据2015-2019年中国最新患病率数据估计，如果按照WHO标准，中国已是儿童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成人肥胖人数仅次于美国；如果按照中国标准，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上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

数据表明，在中国儿童和青少年中，男生的超重和肥胖率高于女生。而超重、肥胖率的城乡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不同种族，BMI临界值标准不同

2021年5月，《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发表了一项2型糖尿病风险种族特异性BMI临界值的研究，研究对象是英国的多族裔人群。

研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研究所（NICE）推荐的BMI临界值，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研究者建议，修订不同人群BMI的临界值，准确定义肥胖，以优化2型糖尿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早期管理。

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分别报告了4个种族肥胖临界值的BMI，与白人在30 kg/m2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相当。

实验数据来源于近150万基线未患2型糖尿病的参与者（即入组时没患有糖尿病），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是在1990年到2018年间，在英格兰全科医生医疗网络有过电子健康记录的，而且在就诊后，有至少1年的随访记录(平均随访6.5年)。大部分参与者是英国本地人，中国人群占研究人数的0.7%。

调整为同样的年龄段和性别设定后，发生2型糖尿病的BMI临界值，中国人是26.9 kg/m²,白人是30 kg/m²,而南亚人的是23.9 kg/m²,黑人是28.1 kg/m² ,阿拉伯人是26.6 kg/m² 。

可见，与白人相比，在同等风险情况下，在少数种族人群中发现，其BMI临界值更低，为25 kg/m² (超重的传统阈值)。几个种族的数据也显示，同等风险肥胖的BMI临界值，孟加拉人最低，为21.2 kg/m²。

换言之，中国人的BMI在26.9kg/m²的时候，患糖尿病风险，就与BMI为30kg/m²的白人相同了。此前，在2013年，英国某医学机构就曾将中国人的BMI预警值降低到27.5，以提醒中国人更早地关注体重和筛查糖尿病。

总的来说，不同的种族BMI临界值不尽相同。当然，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可能也会影响这些结果。然而，这项研究在对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吸烟状况进行调整后，并没有改变BMI的临界值。

（图源：图虫创意）

本次研究的优势，在于巨大的样本量，不仅仅局限于白人。研究中，如果入组者都住在英国，或许能够降低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同种族的人，其祖籍是不同的，可想而知，这些影响巨大。虽然研究者已经尽可能的扩大与其相关人群的研究，但还是远远不够，更大的群体和更多的种族，都应该被纳入研究中来。

本次研究自然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具有种族特异性的BMI临界值。研究只应用于评估2型糖尿病的疾病进程的风险，而没有应用在其他肥胖相关的并发症、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癌症或者死亡率。

在本次实验中，大部分人群是英国本地人口，而中国人群（占研究人数的0.7%）和阿拉伯人群（占研究人数的0.2%）所占比例非常小。

与其他具有大样本量的种族相比，这些人群的小样本，或许就已经注定了糖尿病相关的BMI临界值的不准确。

此外，因为糖尿病和肥胖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英国，以糖尿病风险为基准的BMI临界值，也会由于种族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标准。因此，这项研究确认的BMI临界值，或许不能类推应用到，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相同种族人中。

尽管有这些局限，这项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糖尿病风险相关的BMI肥胖的临界值，会由于人种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就告诫了各国的临床医生，不要使用一概而论的BMI临界值，来筛查和预防2型糖尿病。

 「严格来讲，不应将BMI临界值作为定义肥胖治疗指征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减重代谢手术中」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这项研究的支持。因为保险公司会硬性使用BMI临界值，作为是否支付手术费用的指标，所以这个研究也表明，如此操作，可能存在对中国人等非白人群体的不公平。

越来越明确的是，不管是把肥胖作为很多疾病的风险因素，还是把肥胖作为疾病本身来讲，BMI作为衡量肥胖的标准，都存在严重不足。

如果不同种族、不同的BMI临界值，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等效，那么其他肥胖相关的疾病，也应当被同等对待。因此，如果肥胖被认为是其他疾病的风险因素，那么BMI是否具有临床意义？是否可以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是否可以完全用BMI来定义肥胖？这引人思考。

《中国肥胖症的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一文中，指出BMI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而腰围被广泛推荐作为中心性肥胖和异位脂肪的替代测量指标。

在相同的总脂肪量水平下，中国人群的内脏脂肪含量似乎高于白人。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建议，中国人群的中心性肥胖临界值，设为男性腰围90厘米和女性腰围80厘米。但是考虑识别代谢综合征其它组分（不包括中心性肥胖）的能力，男性腰围临界值90厘米、女性腰围临界值85厘米应用，更为广泛。

在论述中国肥胖增长背后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时，该研究指出，中国肥胖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成人对体重的认知错误，很普遍。

老一辈中国人，将体格壮实视为财富和健康的象征，儿童膘肥体壮，常常被许多长辈和家长误认为是健康的成长。而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导致课业和家庭作业负担沉重，这与中国儿童肥胖存在关联性。

此外，中国传统习俗中，经常鼓励孕妇在怀孕期间及产后摄入过量食物，保持久坐、减少活动从而导致孕妇体重增加，分娩巨大儿。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超过一半的超重或肥胖成人，倾向于认为自己体重不足或体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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