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魂：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邓云斌 正心正举特约作者

“钱学森之问”仿佛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10年已过，时代滚滚、疑问犹在，有些东西，不能忘却。

当代的中国大学，需要怎样的教育？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不妨回顾中国教育史，甚至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合大学。

这座只存在了8年的“临时大学”，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尽管战火纷飞、缺吃少穿，西南联大于硝烟中弦歌不辍，赓续民族文化命脉。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锺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这些西南联大著名师生中，任何一个名字单提出来，放在当下知识分子面前，仍然响天彻地。

在当今大学教育体系越来越发达，校区越来越大，楼越盖越高的今天，西南联合大学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它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象征、精神的标准，表征着一个民族在面临存亡绝续临界点时，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西南联合大学何以能够在育人及学术层面到达如此高度，让人每每遥相思慕？

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家国之情怀“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这段由冯友兰写的“勉词”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师生之心理。

他们于困厄中坚守学业，将毛锥化作武器，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裂，更肩负起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金岳霖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著书后取名《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二是独立之精神学者陈平原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

从小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联大师生，脸上无傲气、心中有傲骨、胸中怀大志，这是当时的文人“风骨”，它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地基”，把握着一个人的“底线”，更引导他们向自己的信条、理念砥砺前行。

三是自由之思想汪曾祺在《新校舍》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他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不受拘束的学术氛围，国学与西学的交流碰撞，正是保障联大精神绵亘不绝的根本所在。

相较于那个年代，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在和平中发展，家国情怀注定不如战时浓烈，但现代大学却扼杀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全体师生向功利的看齐：

当代大学老师所谓“成功者”，几乎全部实现了从教学科研到公司实践的“自我循环”，且以办公司挣钱为主，教学科研为辅。研究生充当起低廉高智劳动力，称呼导师为老板，导师则以科研为托词，去成就自我的人生价值——挣钱。

当代大学生所谓“成功者”，从进入大学伊始即开始考证和参加社会实践。他们咬文嚼字考证，下证后三五天将相关知识弃之不顾、抛至九霄云外；更有翘课实习者甚多，只怕自身就业时因缺少一份经历被他人碾压。

学校对于师生的思想过于钳制：

大学时，和我同一届的几名新闻系的兄弟自发创办了《春芽》杂志，对校内校外的大小事情针砭时弊、抒发己见，也得到了当时文学院诸多教授学者的支持。但后来，彭州PX项目引发社会事件，他们因私自采访并撰写相关新闻被学校约谈。在教授们的运作下，才免于处分。但《春芽》杂志被迫停刊。

当大学里有思想者被压制，当人人向“钱”看齐，教师只以论文论英雄，精神何谈独立？思想何谈自由？也就不难理解学术腐败、论文造假，当代大学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了。

当代大学该是什么样子？

《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上大学时，就有一位老师一直在教导我要正气浩然、思想自由、精神独立。

但他是学生们最爱的老师之一，因为他敢讲话、讲真话。他也是学校领导最头疼的老师之一，也是因为他敢讲话、讲真话。

他叫周鼎，一位不得志的历史老师，因为选不上教授评不上职称，教学多年没有自己办公室。

被排挤打压八年半后，他写了一篇《自白书》，直指当今大学之弊，在我们学生中广为流传。我摘录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百度搜索）：

周鼎说，他已经死了。但我想说，我们还活着。

我们尽量活成他推崇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中所描述的样子：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我想，当我们的大学拥有更加自由的氛围，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宽容的心态，能够接纳那些刺耳的批评，接纳周鼎这样的异类，大学才能够真正践行“大学之道”吧。

我想，当大学培育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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