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对策研究

我国人口发展已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为负85万；2024年1月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进一步降低，2023年较上一年减少208万人，意味着我国人口总量在2022年已达到峰值。尽管这一负向波动与人口总量相比微乎其微，且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也符合我国出生率持续走低以及老龄化不断加深的人口惯性，但人口总量“拐点”背后可能蕴藏的潜在影响需引起关注，即数量微变而性质不同。这也将会打破长期以来我国人口总量规模优势伴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平衡。

随着我国人口内生性负增长的加剧，为了稳定社会经济活动所依赖的人力资源总量，通过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本以追逐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我国人口红利的新向度。加之我国早已明确建设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更要突出提升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应有作用以支撑质量型人口红利形成，直到释放职业教育红利。然而，面对稳固数量型人口红利基础并过渡为提升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现实诉求，职业教育该如何应对是一个需深入探讨的前提性问题。

一、研究背景、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背景

1.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式微且趋向质量型人口红利

通过分析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三个人口负增长的内生性考察因素，可知我国人口负增长惯性趋势明显。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之后，随着7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地，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已然开始不断降低。但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使得人口死亡率持续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人口总量下行的态势。此时，人口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从根本上扭转了人口高速增长模式。之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落实，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便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率转负。加之新世纪后“二孩”“三孩”政策并未发挥应有效用以及三年疫情的影响，低生育水平撬动的人口内生性负增长带来的后果即人口总量规模紧缩、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以及2011年开始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内在负增长率导致的人口总量及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构成了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式微的重要人口转折点。

健康及教育两方面的进步，提升了人口素质并奠定了我国人口质量基础。由于医疗的高水平发展以及公民的积极健康意识，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提升，20世纪70年代人均预期寿命就已高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据最新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进一步缩短了与教育发达国家的距离；我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占比达34%，主体地位及趋势越发明显；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成效显著。

以人口负增长指标所反映的人口数量变化和以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口质量变化共同构成了我国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也就是数量型人口红利式微，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主体趋势显著。这正如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所提及的要“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

2.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稳固数量规模优势并以质量效益为引领

稳固数量规模优势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坚持并落实新时代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表明，既要保持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也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非完全改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化”。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可理解为在数量规模上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继续巩固好数量规模的基础地位。尤其在我国人口基数巨大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国内大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数量规模效益理应继续保持。另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供需关系不匹配且发展质量效益不高，继而要坚定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式变革。而相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供给侧且起主导作用的劳动者素质越高生产力水平越高越对经济发展有益，亦即表现为对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追逐。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建立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之上。但人力资本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社会等政策辅以保障与导向。2018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政策基调。之后，各级政府部门围绕经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财政等方面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制定了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形成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这不仅为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还为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转化为质量型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

3.人口负增长阶段需同时关注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若把毕业生数量作为新成长劳动力的代理指标，随着出生队列规模的缩减，毕业生数量也会越来越少，导致的新成长劳动力规模缩减将会通过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提高等后果影响经济发展。此外，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还意味着劳动力整体素质改善放缓进而削弱新增人力资本存量。因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人力资本改善主要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增加及其拥有更高受教育年限取得的，但受教育总年限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进入了递减期。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着供给侧挑战以及需求侧制约的形势下，劳动力变化趋势促使人力资本发展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的供需两端。从经济发展的需求侧来看，对人力资本的发展诉求一方面是要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短期内，劳动力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激励相较于资本深化的作用要更为滞后。但资本深化难以有效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长期偏重资本深化还会带来投入成本负担太重、以人为本的核心竞争力下降等弊端，最终囿于资本报酬递减导致不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发展还需应对近年来显著加大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所造成的自然失业率上升。从经济发展的供给侧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为劳动力整体素质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科学技术渗透进了生产力的各要素，变革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使得这种能力具有多样性、复合性、复杂性等特征。学校教育结合职业培训、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是辅助劳动者提高个体职业能力及竞争力并顺应学习型社会和技能型社会的有力途径，也凸显了对人力资本的关键支撑作用。

（二）问题提出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问题提出的逻辑进路如图1所示。

人口负增长将会加重本就持续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人口红利收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加之我国主要矛盾的驱使，人力资本发展不仅要关注数量规模的不足且以质量效益为引领，还要兼顾劳动力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供需关系，本质要求即为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以提升并释放人口红利。而职业教育就是实现人力资本有效积累的一种教育类型和社会公共资源，其高质量发展受到人口转变及社会环境影响的同时，也要应对来自人口负增长所映射的人口数量规模下的人力资本需求，以及来自人口转型期追寻质量型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

（三）分析框架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所形成的教育资本积累是满足人力资本需求最为直接的供给因素，其行为主体是劳动者培育，相应的行为客体即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在人力资本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供需关系范畴中，二者的内涵对应关系就包含了劳动者、教育资本积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即三条职业教育助力人力资本积累以提升人口红利的关键路径，且同时体现在人口数量规模和质量效益两个维度下。本文将依循如图2所示的“两维度三路径”的分析框架，以提升人口红利为目标，在澄清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现实问题与价值诉求的基础上，针对性地阐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提升人口红利的相关对策。

二、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现实问题与价值诉求

从本文研究分析框架的两个维度出发，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前提一方面是要回顾并认识到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性不足，进而加以改进以稳固规模性根基；另一方面则应着眼于职业教育提升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内涵价值诉求，明晰今后重点驱动因素以更好地提升人口红利释放效益。

（一）人口数量规模维度下职业教育稳固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等的实施限制了人口总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之前出生人口队列繁荣增长的影响下却在持续扩大，对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人口转型期，人口红利的数量规模式发展不仅没得到充分释放，还存在着一些现实掣肘问题，从本文分析框架来看，有劳动参与率低、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劳动者规模供需失衡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发展，也削弱了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优势，同时还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应对并解决的基本问题。

1.劳动参与率不足造成就业人口规模缩减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明显，就业率也在持续下降，与我国经济增速减缓趋势相同。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双重下降意味着就业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但同时，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热度高涨，类似“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两千万”“制造业人才缺口近千万”的报道屡见不鲜。就业人口规模下降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鲜明反差说明人力资源规模性开发还有欠缺，加之从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数据来看，短期内职业教育生源规模相对稳定，表明职业教育培养掌握熟练技能的劳动力大军的窗口期依然开放。再者，我国依然保有相对显著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所以为系统提升劳动参与率，职业教育还应一并关注劳动者职前与职后的终身职业技能供给。

2.职业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延缓教育资本积累

教育资源投入主要以提升办学条件为关键，是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根基。为增大政策供给力度，2022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并给出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鉴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统计并对比工科类院校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只有生师比和生均教学行政用房这两个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师数量不足往往导致班容量大，影响授课质量；教学用房面积不足通常表现为授课资源难以平衡，还可映射出尽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较高，但生均仪器设备台套数不足，技能训练不彻底。所以，教师、生均教学用房以及生均实训设备台套数是在数量维度限制职业教育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还需考虑前提性尺度，也就是近几年乃至今后的低出生率将会对职业教育生源规模产生的负面影响，协调好规模发展与“过度”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必要的。

3.劳动者数量规模供需失衡使得人力资源供给存在缺口

人力资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劳动者数量规模适应并匹配实际，但当前情况还需改善，特别是生产制造业的人力资源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从线下劳动力市场来看，人社部自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公布季度“最缺工”职业排行，其中电工、操作工、工程技术人员等生产制造专业人员近几年平均“缺工”水平均高于50%；同时，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不定期公布劳动市场供求数据，制造业类企业用人需求占比长期维持在三成左右。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大量人力资源服务由线下转到线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可反映求职人数与职位空缺的比例状况，CIER大于1表明需求多于供给。基于2015年之后公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季度景气指数最高的职业绝大部分是技工/操作工，且CIER在15~25之间，反映出与线下劳动力市场同样的情况。因此，劳动者供给方向与产业人力资源实际需求间存在数量规模上的错配，导致以生产制造业为典型的劳动力缺口持续“大口径”存在。究其成因，一是成长于物质充裕时代的青年更加青睐金融、互联网等相对“体面”的职业，导致人为主观性供需错配。对此，仍需加大社会价值导向力度和现代产业实况的曝光度，转变大众传统认知。二是职业教育供给端的人才培养动态调整跟不上产业变革步伐，导致结构客观性供需错配。另外，人口结构、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经济波动等进一步对人才供需关系造成了干扰破坏。

（二）人口质量效益维度下职业教育提升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价值诉求

随着我国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不断延伸，先是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接着是以人口总量负增长为代理变量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持续弱化，从而唤醒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追求成为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阶段与方向。在人口质量效益维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职业教育的诉求主要体现于劳动者素质、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三个正向价值作用方面。这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构成了挑战，成为职业教育支撑人口红利内涵发展的目标导向。

1.人口素质应以质的提升为主要关照

人口素质奠定了人口质量基础，是人力资本发展的表征，并与人力资本积累呈正相关关系。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后两者有直接正向作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从人力资本投入到人口素质提升又到质量型人口红利形成再到经济社会收益这条逻辑主线来看，成绩应更多蕴含着质的提升。因为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产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使得新职业不断涌现且人的职业活动由单纯的操作技能向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转变。进而要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下的人才培养在熟练技能培育的基础上，突破技能与素养间的不平衡关系，形成技术技能与职业素养的同频共振以促动人口素质的内涵式发展。

2.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更高要求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人口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质的综合指标，更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目前已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水平，客观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趋势。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现代科学技术交叉融入产业变革各环节，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回应，也是夯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需劳动力基础的有力措施。对此，“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相当于高中二年级以上水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2035年要达到相当于高中三年级水平。大众化、普及化的职业教育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时，其所蕴含的公平性与体系化将有利于进一步促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

3.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在质量维度下实现

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响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实则表现为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产生的价值增加，是人口素质提升并形成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客观反映。“十三五”时期，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与GDP增长基本同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要高于GDP增长。这一目标必须在质量维度下才可以实现。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以及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弥补甚至超越了就业人数不断下降所导致的负面后果。而职业教育对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势作用所凸显的职业教育红利最终将是劳动生产率导向的。

三、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对策

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不仅要顾及数量型人口红利发展所遗留的基础性问题，还要前瞻性的回应质量型人口红利释放的内涵式诉求。因此，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对策可分别从基础对策和效益对策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人口数量规模维度下职业教育稳固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对策

为进一步稳固质量型人口红利导向下的数量规模基础优势，职业教育发展应以劳动参与率低、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劳动者规模供需失衡为现实出发点探寻相应对策。依据本研究框架构建的关键路径，职业教育稳固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对策有如下三个方面。

1.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系统提升劳动参与率

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关键途径。职业培训对象是合法劳动年龄且有就业意愿的群体，意在通过职业技能培养满足劳动者职业能力提升或获取再次择业机会的需求。职业培训重点是以学员为中心并结合年龄段特征给予分类回应。学龄阶段人口的核心关切是职业教育发挥桥梁作用联结教育教学与劳动力市场，以使潜在劳动力储备符合现实需要的劳动技能。不过，地方政府需特殊关照“没就业且不在校”的年青劳动者，并有针对性地汇聚线上知识资源和线下实体资源以提升其就业技能。同时，有研究指出，对30岁以上的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再教育对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边际提升尤其显著。职业教育可以线上精品开放课程及线下开放式虚拟实训平台为依托，定期开展职业技能再教育培训班，并颁发资历框架中互认的培训合格证书。或者可结合社区、地方就业指导中心等平台，职业教育侧按需重构培训内容并分配专人送教上门。需注意的是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顺利开展，首先是政府以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所呈现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其次才是职业教育的师资、教学资源和教学设备等知识型投入。其中的数字化线上教学资源还可服务于农村、少数民族等地区，是补偿区域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不平衡的有效措施。

2.正视职业教育发展速度，稳步夯实教育资源投入

职业教育的前提性尺度考量重点，关系着职业教育投入与今后面临的生源“危机”，但同时又蕴含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问题。2000—2018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总体相对稳定，而2019年之后的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将导致未来几年内教育适龄人口相应减少进而冲击整个教育系统，之后就是劳动力市场。不难想象，办学条件差、水平低的职业学校将面临被淘汰的新变化，劳动力市场又将是这一变化的催化剂。正视发展速度意味着职业学校要动态改进现状，向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方向行进。但同时还要区分绝对速度与相对速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绝对速度是依靠自身能力的增量带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进而回馈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为与时间赛跑；相对速度则是要放眼其他教育强国同类的现实状况，体现为与他人赛跑。另外，相对速度还体现于国内职业学校横向对比间的差距，尤其是同区域内同类学校间，这将决定孰去孰留，也意味着相对速度更应优先关注。职业学校还将在不同场域下所形成的“你追我赶”和“边干边学”的竞争环境中检验自身发展的绝对速度，这对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将产生正反馈效应。

3.扩大产教融合范围，合理驱动劳动者数量规模转型

扩大产教融合范围是合理驱动劳动者数量规模转型的有力抓手。劳动力市场供需数据反映出的结构客观性供需错配实质是产业与教育的融合不够，产业发展的需要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游”得以显现并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也没有深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下游”，最终爆发出“技能荒”与“就业难”的窘况。形成产教有序平衡态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教育对外界环境变化的低敏感度所需要的产业反馈，体现为产业对教育的输入；二是产业追求人力资源的高适应度所需的教育调配，体现为教育对产业的输入。二者是互为输入输出的整体。因此，意欲解决结构客观性供需错配还需扩大产教融合范围。开放的产业与职业教育、互动的行业与职业院校、平等的企业与职业院校专业分别是扩大产教融合范围的前提、内生动力和共同利益体。为了更好地统筹职业教育行为进而基于行业预测周期性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规模，还需建立专门中介机构并形成可持续运行秩序，最终以特色且专属的共享模式规范共同体内部良性对话关系。然而，结构客观性供需错配并非单纯体现在数量规模上，数量规模转型只是解决错配的基础，突围的关键还要同时解决质量层面的适应性问题，也就是人口数量规模向质量转型下的劳动力质量适配。

（二）人口质量效益下职业教育提升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效益对策

职业教育要更好地发挥劳动者素质、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的正向价值作用，基于研究分析框架可知，供给侧相应地还需重点瞄向劳动者职业素养培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以及产教融合实质深化，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实现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发展。

1.立足职业素养全面培育，有效改善劳动者素质

坚持新《职业教育法》所明确的“德技并修”以支撑人才的全面发展。德技并修是立德树人在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下的具体要求和特殊体现，关键是“德”与“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业道德与科学文化、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的复合，与人口素质中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相对应。因此，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实施好德技并修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回应人口素质提升需要的关键。

以德技并修为核心的职业素养培育场域是劳动实践。德育不能仅局限于学校课堂，在充分发挥思政教育主阵地作用外，还需营造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下的育人环境，使劳动者可时刻看到、听到、感受到“德”，并习惯于“德”。德行重在内化于心而外显于行，更为重要的是内化于实践且显于实践，即劳动实践。在以技能为载体开展的劳动实践中感知德行的作用并促进其成长。普遍来看，“德”的普遍性优先于“技”的形成或与初始的“技”同期形成。之后贯穿于“技”的提升过程，并随着“技”的复杂化，“德”的社会规范价值和内驱作用越发重要。在推动“技”的提升过程中，也稳定了内在的“德”。长久来看，“德”与“技”呈现出交替上升的浮力效应。全面培育职业素养就是不断在各个职业教育阶段的多样化劳动实践场域中，丰富德技内涵并强化整体修行，进而分阶段分类型地改善并固化劳动者职业素养。

2.推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渐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人力资本的传统代理指标，也是衡量释放人口红利可能程度的基本指标。扩大接受学历教育人口比例或延长个体受教育年限是提升这一指标的两种主要途径，但必要前提是实现教育公平，关键路径则是推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类型化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是职业教育提供公平教育服务的起点公平。对职业教育受教育者来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突破了不同轨道的升学限制，并使其与普通高等教育受教育者拥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在大众对教育资本投入越发理性的情形下，突破升学限制十分有利于延长个体受教育年限。并随着分类高考制度的落地，将进一步吸引兴趣明显的潜在辍学者通过职教高考的渠道升入职业院校深造，表现为增加学历教育人口比例。

过程公平至少蕴含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资源分配均衡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形成了相互补存的整体，且形式灵活的职业培训未来在终身学习的理念下将更加常态化。对毕业后就业人员、有学历提升意愿的人员以及处于学历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的人员等，可通过职业培训加学分银行的组合进行学历认证进而扩大学历教育人口比例。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体现为结果公平。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现代职教体系中相互融通且复合平等，保障了不同教育类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权和毕业后就业平等权，吸引潜在中断学历教育者可自由切换学历轨道，进而利于延长个体受教育年限。

3.深化产教融合实效，扎实提升劳动生产率

从供给侧来看，寻求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提升要素的匹配效率，体现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上就是持续提升人才供给质量并改进供给质量的结构性适配问题，对应措施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结构效率，主要包括产教融合下的专业设置结构与产业布局结构间的效率，以及层次培养结构与技能需求结构间的效率，且结构效应的场域重在区域。

第一，深化地理区域产教融合改进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布局之间的结构性适配。结构性适配要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建设方向、动态调整的前提是基于区域产业布局，并避免盲目跟风造成公共教育资源浪费与“脱轨”。应以区域内的政行企校研为主体成立区域产教融合理事会，发挥以下四方面作用：在信息交互上，利用数字信息手段跟踪区域产业发展动态，并评估区域内学校办学特征及发展方向，完成产教对接；在专业结构调整上，指导职业学校按需并结合自身资质完成周期性专业调整，并组织专业与企业实质对接，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细节内容；在资金支持上，统筹政府配套、产业侧比例投入、院校自筹等；在监督管理上，进行过程性监管以及阶段性绩效评价。

第二，深化行业区域产教融合改进职业教育层次培养与行业技能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适配。鉴于人力资本结构需求呈现梯度化，行业区域产教融合倾向于解决人才质量供给的纵向层次结构性适配问题，如受教育层次、技术技能层次等。但难点在于层次结构的适配并非像专业结构调整一样在水平维度改进。这就要求围绕区域重点行业领域，从特定行业的技能层次需求出发，针对职业院校的优势特色专业群先行培育其梯度化供给能力，形成校与校之间层次结构的专业群类别化差异，进而更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质量供应表现出以点对面的特征。此外，行业区域产教融合具有跨区域运行特质，表现为同行业在不同区域内形成的规模化发展。行指委应统筹全域行业需求，并以周期性预测报告为基础协同区域产教融合理事会进行职业教育人才供给层次结构的调节。

第三，深入改革职业教育人才供给质量的评价方式，引入区域产教融合第三方评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伴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个动态过程，需要持续改进。因此，常态化的成效评价必不可少，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才供给质量的结构适配性评价。区域产教融合理事会建立常态评价组织，在产、教改革双方自评的基础上，再通过跨行业产教融合体交叉评价以示公正。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以人口负增长为典型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化加速推动了数量型人口红利衰退，并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环境中激励着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型。同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使得产业技术发生了根本变化，更加凸显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从人力资本供需关系出发，分别在劳动者培育、教育资本积累、经济发展三个方面，人口红利提升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质相契合。这一联系不仅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构成了挑战。经济社会发展既要转变数量规模发展模式，同时也要稳固数量规模基础，质量效益的追求必然是循序渐进、动态的过程，所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同时关注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质量效益下的人力资本切实需求及其供给能力。关注上述各环节对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当前，我国依然突出的技能人才缺口问题成为数量型人口红利过渡为质量型的掣肘因素。一方面，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双重下降反映出我国就业人口规模持续缩减；另一方面，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来看，我国人力资本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实际人力资源需求之间存在数量规模上的错配。人口转折点的出现将会使当前境遇变得愈发困难。因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开展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辅助劳动力技能提升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同时，也要不断扩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规模以扭转培养方向。此外，近些年的低新生人口规模还会影响职业教育未来的生源情况。职业院校应抓住当前机遇期努力积累教育资本，加速提升自身办学条件，并在与同类者比拼的相对速度场域中检验自身发展的绝对速度。

在新的人口转折点背景下，职业教育支撑质量型人口红利发展突围的关键还要解决劳动力素质提升与质量适配优化。首要任务即为职业教育育人过程对“德技并修”的坚持，以回应人口素质提升需要。其次，要依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扩大接受学历教育人口比例或延长个体受教育年限。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但必要前提是解决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构与产业布局结构、层次培养结构与技能需求结构的结构性适配问题。对此，需持续深化行业区域产教融合，并引入第三方评价，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供方向性指引和适应性检验。

职业教育对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势作用所凸显的职业教育红利最终将是劳动生产率导向的。未来，以提升人口红利为目标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甄别高质量发展下数量规模与质量内涵的不同，前者是总量，后者是效率。不可以数量的累加代替质量内涵发展。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学概念，是国家政策导向与永续发展的根基。教育领域高质量发展与其他领域的核心区别在于服务于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立德树人。第三，高质量发展应充分发挥产教融合效用，同时注意企业的市场波动造成供给侧改革的不稳定，点对点的校企合作实则难以替代区域产教融合的整体效应。第四，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评价体系要形成制度化、流程化和常态化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应注意量化指标的局限作用。第五，持续的教育资本投入必然会带来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但劳动力要素价格影响以及受教育年限延长所带来的生产率滞后效应也需同步考虑，尤其应注意基于客观需求控制层次培养结构。第六，高质量发展不应仅瞄准国内，我国在世界范围话语权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国际劳工关系的深化影响要求人才质量供给还要对标国际环境并服务于全球劳动力市场。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15期

引用本文请标注：薛利晨，米靖.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对策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5）：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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