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累、高压，金融人士的健康都去哪儿了？ 　　这份报告汇总了对近万名金融业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综合数据分析发现：金融业从业者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其中，...

　　这份报告汇总了对近万名金融业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综合数据分析发现：金融业从业者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其中，五成以上从业者一周工作时长达到了46到55个小时，还有43.7%的人接近60个小时。分析发现，九成以上的金融从业者都患有胃病，而且大多数没有做定期检查。

此外，金融从业者常患有的职业病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颈椎病、口腔病、肠胃病、脂肪肝和高血压，而且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健康就越差。

几乎所有人都理解忙、累和高压是现代职场的潜规则，却鲜有人关注公司人群为此付出的健康和生活方式层面的代价。

作为东海证券营业分部的副总经理，童彬和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一样，性格好强，渴望在这个充满可能性和光环的行业里证明自己，把40岁退休当成人生目标。2006年，他带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航运金融研究生的履历，回国进入证券公司做了行业研究员。随后那波著名的牛市让他的职业也快速发展，经历几次跳槽之后，童彬逐渐转型负责团队管理和大客户服务。

这份工作需要承担的精神压力一点也不低于它的专业技术难度。8年来，童彬既看过客户的账户从1000万变成5000万，也目睹了有的账户从3000万跌到只剩一半。“500万的账户两天跌10%就是50万啊！”——钱成为上下浮动的数字这件事，几乎让童彬的精神一直处在紧绷状态中。他经常晚上睡不着，每天都担心会有突发事件，每隔几分钟就忍不住要刷财经新闻。

在上海东方证券负责企业IPO和再融资项目的叶纯，对自己的睡眠状况也很不满。工作6年来，最繁忙的情况下，他每天睡眠甚至不足4小时。“我有一次去证监会报材料，之前已经熬了两个通宵。我到时保荐人不在，然后我在外边等的时候就直接站在走廊上靠墙睡着了。”

入行之后不久，童彬就患上了浅表性胃炎，而在叶纯所在的公司里，同事间经常交流的话题是如何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这样才能保持相应的工作状态。虽然他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是工作压力所导致，但精神压力与胃病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关联性，它已经是近年来医学界普遍提出的问题。

2010年，中国医师协会HMO、中国医院协会MTA、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慈铭体检集团曾联合发布过一份《中国金融人士健康白皮书》，其中提到肠胃病几乎成为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病，患者比例超过9成。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会长韩小红当时在报告的解读中对媒体表示，金融从业者常年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加上饮食不规律和营养失衡，这些成为肠胃病在这个人群中高发的主要原因。

童彬和叶纯的生活状态在公司人群里并不是个案。几乎所有人都理解他们所从事的金融业把特别忙和高收入作为潜规则，却少有人—包括从业者在内—关注这群人为此付出的健康和生活方式层面的代价。根据非政府组织国际健康咨询与调研公司Buck咨询连续6年对35个国家的3000家企业所做的调查结果，全球范围内由心理压力引起的各类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其中高血压、吸烟、饮食过量、疲劳等问题最为普遍。“而金融、投行、咨询行业则是所有参与调研的行业中压力最高的几个。”国际健康咨询创始人兼总裁Wolf Kirsten说。

金融业之所以成为我们普遍认知上的高压行业，或许与华尔街一直以来鼓励的生活方式高度相关。在华尔街，除了财富、金钱和升职之外，还流行着一个词，叫“Seamless Belly”。Seamless原是指一家华尔街人常用的订餐网站，加上Belly之后，这个词组的意思就变成了“因为总吃Seamless上的食品引发的腹部脂肪堆积”。他们当然清楚高油脂、高热量给自己带来的不仅仅是腹部的一圈脂肪而已，它的背后可能有更巨大的健康风险。但他们别无选择。前摩根大通分析师Henry Jiang对此的解释是：“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胖，你不可能总吃沙拉这些健康食物，吃高热量食物，才可以对抗高强度工作。”

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Alexandra Michel已经对华尔街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了13年，并发布了系统报告。她发现，一些人会因此酗酒、失眠、抑郁、饮食紊乱、心脏不适、滥用药品、出现背部问题或是迅速发胖，还有人被发现有奇异的脸部抽搐，以及免疫系统疾病。“他们甚至有些令人感觉尴尬的不良习惯比如咬指甲、挖鼻孔，有的还出现脱发。”Michel说，“很多人通过购物、聚会或是俱乐部来排解这些压力。”

美世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健康管理领导人、执业医师郭馨芳，提供的数据则显示：在金融、快消、IT和医药四个行业中，重大疾病在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发病时间已经分别低至35岁和25岁，这种年轻化趋势在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流行度分布上体现的尤其明显。从重疾发生次数的占比来看，恶性肿瘤为最常见高发重疾，占比71.37%，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肿瘤、慢性肾衰竭和昏迷位列前5。

数据实在惊人，但更糟糕的是，即便如此，职场健康问题可能仍然需要在公司人猝死和不堪压力自杀之类的新闻事件曝光之后才会受到关注。有数据表明，中国大部分公司人群有近10个小时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一天24小时中，去掉用于睡眠的6到7个小时，以及上下班通勤的3个小时，还剩下4个小时处理一日三餐以及家庭等问题—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满负荷运转。但当说到压力和亚健康甚至不健康时，最常见的反应依然是：我明白，我正在经历，可是我身不由己，停不下来。

比如童彬，就认为自己离财务自由的人生目标还很远，且需要努力。遵循他所在行业的潜规则，童彬从4年前就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媒体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如今他每周参与的财经类直播节目已经有5个。因为事务繁多，又时间有限，他去年为赶直播而付出的代价是停车罚单金额超过了5位数，“但上节目也为我的微博带来好几万的点击和更多的业务机会，我看重这个。”

资历较浅的叶纯则是一入投行深似海，他只能想办法往上走。非金融专业出身令他最初几年的工作只能做大量的重复性劳动，“我总觉得自己跟所学专业对口的同事相比，差距太大。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属于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会。”在那个漫长的“熬”的时期，叶纯白天要干大量的“体力活”，晚上还要准备保荐人考试—这个行业里95%的人都要通过保荐人考试才有可能往上晋升，但通过率不超过三成—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实在有限。

大环境也让每个人都疲于奔命。两年前，叶纯目睹了公司的招聘过程—超过3万份简历去竞争两个职位，竞争激烈程度让他有点后怕。此外从2011年开始，证监会对保荐人制度进行改革，考试从一年一次改为两次，市场供需发生变化，这个晋升入口被削弱，意味着他面临的困难也更大。而最近几年证券市场的持续低迷也让童彬觉得理想有点越来越远：经纪业务收入不断下滑，业绩考核压力也越来越重，券商纷纷都在寻找转型出路，“我老感觉自己要是不学点新东西很快要被淘汰”。

“年轻人将投行看做敲门砖。他们希望积累经验、人脉和金钱，从而能够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除外没有任何其他行业，可以如此迅速地积累全部这些资源。”Michel认为这也是年轻分析师第一年和第二年选择极度消耗自己身体的原因。

每个人都不愿意掉队。不论童彬、叶纯还是Henry Jiang，不论你从事的是金融相关，还是咨询、IT、快消、广告、房地产……我们每个人从大学毕业到投身社会，几乎来不及多想就被父母、感情、子女、房价和各种“别人家的……”所绑架，属于所谓“年轻的美好时光”基本不超过两年。在我们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被推着前进，都感到自己在生活里“腹背受敌”但责任重大，停不下来可能是大家的共同感受，唯一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最后是什么促使他们做这种选择。

2014年5月1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布了一则报道称，日本自民党已撰写了一份防范就业人士过劳死的法案，并拟提交国会审议。这份法案要求政府对日本上班族因过度工作而拥有的糟糕健康状况进行调查。政府还应出台相应的过劳死预防措施，并明文规定予以强制执行。这个新闻相关的背景数据是：2012年在日本因过劳而确诊患脑部或心脏疾病的有338人，患心理疾病的有475人，其中有93人自杀或自杀未遂。

早在2010年，日本NHK电视台曾经制作了一档名为《无缘社会》的纪录片，讲述日本社会的孤独死现象。独居老人死去的房间里持续播放着综艺电视，尸体被发现时，画面正在播放年轻女孩载歌载舞。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日本上班族觉得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生活。

从三菱银行退休的高野藤常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回忆了自己42年的职业生涯，“我时常工作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在社会上所建立起的人脉几乎全部都是工作上的关系”。到40多岁时，高强度工作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高野换上了抑郁症和糖尿病，后因离婚又失去了与儿女们见面的机会。退休之后，连工作场所这个与社会的唯一联系也失去的高野住进了养老院，每天严格控制着饮食，并且需要按时服用抗抑郁药物。“现在回想起当时那么拼命地工作，实在有点可笑，当时的透支都变成账单寄还给我了。”

高野的经历让人唏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忙和累，加薪和升职未必一定能换来快乐人生。而职业精神也不应该表现为工作机器，更不值得以牺牲健康和个人全部生活为代价—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其实真的应该Take it easy。

一个好消息是，大公司在职场健康问题上正表现得越来越关注，也越来越专业化。非政府组织国际健康2014年所做的最新调研情况显示，过去几年当中采用全球性健康促进战略的跨国雇主比例持续上升，已经从2004年的34%上升至2014年的54%。而招商信诺发布的《健康工作：全球促进员工健康和职场环境战略》报告表明，接受调研的48%的中国受访者—主要为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为员工提供健康风险评估系统（HRA，Health Risk Appraisal），此外还有22%的受访者表示明年计划提供HRA。

相比于体检，HRA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健康评估手段。郭馨芳说，这个评估系统最大的意义在于引入了对个人日常生活方式的评估，包括睡眠时间、运动情况、饮食结构、慢性疾病、心理状况、遗传病症以及体检数据。如果说体检告诉了我们一些专业的医学名词，那么HRA可以告诉我们产生这些体检异常指标的看得见摸得到的生活习惯是哪些，它关注重心在于如何摈除坏的工作生活习惯，鼓励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普及。Wolf Kirsten对此的经验是，在健康促进项目实施地较为领先的企业中，他们往往会从多个维度入手：一种是健康的教育项目，通过非常多的渠道，比如Email、宣传海报等方式来对员工进行健康教育。在美国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叫做健康挑战项目—它比提供健身房或发放健身卡更进一步—企业会以此鼓励员工之间进行类似戒烟、长跑或是减肥的竞赛活动，来促进公司人群的健康意识。同时，类似联合利华、IBM、GE这样的大型企业，都会配备自己的医生和医疗设施，为员工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解决一些职业病问题。

新技术发展也为公司的健康管理拓展了新可能。以IBM为例，它目前已在全球建立了10个优先项目来促进员工健康，并通过创新的方式将这些项目应用于全球员工。当员工与该健康项目进行互动时，IBM公司可通过社交分析技术来进行在线追踪，从而获得员工的反馈。Kirsten认为新技术的意义在于，当健康行为和结果追踪更方便易行时，效果也应该会更好。

在国内，提供EAP（员工帮助计划）服务，请专业机构接听员工心理咨询电话，是目前大公司比较常见的一种帮助员工缓解心理压力的办法。易普斯咨询总经理江涛说，在过去两年中，家庭、情感问题一直是咨询内容排名最高的一项，2012年占咨询总数的44%，2013年占33%，职场困扰排名第二。如果综合所有情绪指标，在易普斯所统计的数百万公司人中，每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出现比例为2：1，而健康标准应该为3：1。

这些负面情绪和压力该如何释放？华尔街的办法看起来比较极端。纽约临床心理学家Alden Cass在他去年做的26例股票交易员的访谈中，发现1／4的人出现了医学方面的抑郁症，比同代人高出3倍。一些人则沉迷于处方药，Adderall或者是Ritalin，另一些人甚至求助于“人格解体”—试图对世界上的其他事情持有冷漠态度—最终，个别极端的人会选择自杀。

大洋这一边的上海，童彬为自己培养了一个与他职业身份有极大反差的爱好—烘焙，每次沉浸其中几小时，从和面、打蛋到雕花，好像“能够忘记很多事情”，而且成就感也比较实在。此外他还有另一个能忘记更多事情的活动，是每天深夜的游戏时间，“股票、老板、客户、家庭、朋友在那几个小时里都不存在了。”相较而言，叶纯觉得自己很难保持一个像样的爱好，因为每年出差在外的时间超过300天，更别说坚持某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了，有点时间就赶紧补觉。但叶纯提到他有不少同事和同行朋友最近都开始跑步了，他希望自己以后也有时间跑起来。毕竟投行工作对人的“摧残”众所周知，“最近刚听说浙江一个保荐人猝死了”。

你看，童彬和叶纯提供的解决方案—烘焙和跑步—刚好对应了时下国内公司人群最热门的两种生活方式。虽然并非所有人投身烘焙和跑步都是为了解压，但它们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太多公司人希望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找回自己的注意力，希望有更多时间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希望生活能再丰富有趣一点……

相比华尔街，我们还算幸运。

年轻人依靠自身能力实现社会价值，这的确值得赞许，也是充满竞争的工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前提是它不会影响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性。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越来越多元化，我们的职场价值观也不妨多元一点。而且某种程度上，做好自己的时间安排和情绪管理，重视自己的健康，这其实才应该是职业精神的基础。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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