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Negative effect of negative body image on adolescents
SHI Pan1, HUANG Yufei1, ZHANG Hanzhi1, LENG Xuechen1, CHEN Hong ,1,2
1 前言
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指个体形成的对自己身体的心理图画, 包括对自己身体生理、心理功能的认知、态度以及相应的行为调控(陈红, 2006)。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 是自我概念的基本成分, 也是个体对自我身体多方面体验的具体表现(Cash, 2004)。身体意象可分为积极身体意象(positive body image)和消极身体意象(negative body image), 当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持负面评价, 并体验较高的不满意感时, 便发展成为了消极身体意象(刘超, 刘巧云, 2016)。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伴随着个体身体外貌剧烈变化的特殊年龄阶段, 也是身体意象和自我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Gattario & Frisén, 2019; Shin & Nam, 2015), 并且研究者发现, 在青少年时期, 个体的消极身体意象会到达高峰(Ata, Ludden, & Lally, 2007)。在这一时期, 认知发展和身体相对较大的变化会引起青少年高度关注自己的体重和体型, 改变其对自我身体的感知和体验(Markey, 2010)。他们强烈地渴望了解自己的体貌, 如身高、胖瘦、体态等, 易夸大自身的“缺陷” (张戴林, 蔡太生, 刘文俐, 邹循豪, 2017)。大量的研究表明, 消极身体意象在青少年群体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Markey, 2010; Saunders & Frazier, 2017)。
那么, 消极身体意象会给青少年带来怎样的影响?什么因素导致青少年形成消极身体意象?为引导青少年的身体意象朝积极方向发展, 促使其身心健康, 人格完善, 回顾和总结这方面的现有证据是很重要的。因此, 本文将从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探讨和总结, 并根据当前研究的不足, 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 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一生中成长和发育的高峰时期, 更是身体迅速发育成熟的时期。身体意象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 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着深远影响。研究者普遍发现, 消极身体意象易导致青少年产生情绪压力、低自我价值感、低幸福感, 发展出饮食失调等问题(Choi & Choi, 2016; Paxton, Neumark-Sztainer, Hannan, & Eisenberg, 2006; Tiggemann, 2005)。归纳、总结已有研究结果可知, 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自我概念、情绪体验、体重控制策略、饮食失调与社会生活五个方面。
2.1 自我概念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认同感发展的关键时期, 其中, 积极的自我价值感与高自尊水平对个体尤为重要。大量研究表明, 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消极认知与评价会对其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自尊水平和低自我价值感。相关研究发现, 具有消极身体意象的青少年自尊水平更低(张戴林 等, 2017; van den Berg, Mond, Eisenberg, Ackard, & Neumark-Sztainer, 2010)。一些横向研究发现, 身体不满意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低自尊(如Keery, van den Berg, & Thompson, 2004; van den Berg, Wertheim, Thompson, & Paxton, 2002)。在一项纵向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 Paxton等人(2006)以5年为时间间隔, 两次测量了4组青少年(青春期早期男孩与女孩, 青春期中期的男孩与女孩)的自尊水平, 发现最初测量的身体不满意水平能够负向预测青春期早期女孩, 以及青春期中期男孩5年后的自尊水平。而二者的时间差异可能是由于男孩与女孩青春期的年龄差异造成的。此外, 在自我价值感方面的研究中, Sutter, Nishina和Adams (2015)发现, 身体不满意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6个月后的自我价值感水平。
2.2 情绪体验
消极身体意象会给青少年带来负面的情绪体验, 表现为焦虑、抑郁水平的提升。相关研究发现, 青少年的消极身体意象与焦虑、抑郁水平有关, 即对自己外表评价更低的青少年在焦虑、抑郁情绪得分上更高(张戴林等, 2017; Morken, Røysamb, Nilsen, & Karevold, 2018)。同样, 在一项持续10年的纵向研究中, Sharpe等人(2018)发现, 女孩在青春期早期的身体不满意能够正向预测其青春期晚期的抑郁水平, 而男孩在时间点上相对延后, 表现为青春期晚期的身体不满意能够正向预测其成年后的抑郁水平。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与消极身体意象(如感知到的体重、身体不满意)紧密相关, 而非受到实际超重问题的影响(Ren et al., 2018; Tang et al., 2010)。
2.3 体重控制策略
青少年对于自己身体的不满意, 常源于自身体型与媒体传播或他人期望的理想体型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为了达到理想体型, 具有消极身体意象的青少年常选择不健康的体重控制策略, 如类固醇滥用、过度节食、强迫性运动(Chisuwa & O'Dea, 2010; Karazsia, Murnen, & Tylka, 2017; Neumark-Sztainer, Paxton, Hannan, Haines, & Story, 2006)。与此同时, 不健康的体重控制策略常常会损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最直接的危害便是营养摄入不足, 而更大的危害则是继而发展为限制性饮食、神经性饮食障碍或躯体变形障碍等临床症状(Keery et al., 2004)。除了有关青少年的体重控制策略的研究外, 还有研究发现, 对外貌表现出担忧的青少年女孩更加接纳整容手术(Ching & Xu, 2019), 即这些对外貌不满意的青少年未来有更大可能性选择整容手术来减少对外貌的担忧以及提升外貌吸引力。
2.4 饮食失调
许多研究表明, 失调的饮食行为症状(如对饮食失控的担忧、自我催吐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非常常见, 并且在女生中尤盛(Hölling & Schlack, 2007)。首先, 在非临床群体中, 大量的研究一致表明消极身体意象和青少年紊乱的饮食模式有关(如Bibiloni, Pich, Pons, & Tur, 2013; Bucchianeri et al., 2016; Liechty, 2010)。并且这种紊乱的饮食模式极易导致青少年发展出临床性饮食失调症状, 特别是渴望变瘦的女孩(Olvera et al., 2015)。其次, 在临床研究中, Laporta-Herrero等人(2018)对204名患有饮食失调病症的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 患有饮食失调症状的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与饮食相关的精神病理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即身体不满意较高的患者通常会有更多的异常饮食态度, 特别是害怕体重增加、限制饮食等。基于此, Laporta-Herrero等认为身体不满意是导致饮食失调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因此, 在饮食失调的评估和治疗干预中应关注个体的“身体不满意”, 重点在于帮助个体形成对身体的正确认识, 欣赏和接纳自己的身体(Piran, 2015)。
2.5 社会生活
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为低生活质量、低幸福感、持社交回避倾向等方面。相关研究表明, 具有消极身体意象的青少年在生活质量得分会更低(Jalali- Farahani, Abbasi, & Daniali, 2019)。一项横向研究发现, 身体不满意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生活质量水平(Griffiths et al., 2017)。在幸福感方面, Michels和Amenyah (2017)发现, 青少年自我报告的体型不满意与其较低的幸福感有关。Wood等人(2012)也发现, 对自己体重更满意的青少年, 有更高的幸福感, 并且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健康且充满支持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此外, 消极身体意象也会影响青少年的人际交往, 身体不满意的青少年多具有人际关系方面的烦恼, 表现为与他人存在不安全的依恋关系, 缺乏与他人互动的信心以及社会焦虑(Pawijit, Likhitsuwan, Ludington, & Pisitsungkagarn, 2017)。
3 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形成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物因素, 如BMI (Holsen, Jones, & Birkeland, 2012), 社会文化因素(即父母、同伴和大众媒体, Thompson, Heinberg, Altabe, & Tantleff-Dunn, 1999), 以及心理因素(Saunders & Frazier, 2017; Wojtowicz & von Ranson, 2012)。
3.1 生物因素
身体质量指数[BMI, Body Mass Index; BMI = 体重/身高2 (kg/m2)]通常被用来衡量个体的肥胖程度, 它也是影响身体意象的一个重要生物因素指标(Calzo et al., 2012; Lawler & Nixon, 2011)。研究者发现, BMI是身体不满意的一个有力的预测变量, 较高的BMI水平会增加青少年对身体的不满意(Holsen et al., 2012; Xu et al., 2010), 相应地, BMI越大的青少年减肥意愿也更强烈。纵向研究也发现, BMI对青少年的身体意象存在长期影响。青少年时期BMI更大的个体, 在成年期对身体表现出更多的不满意(Bucchianeri, Arikian, Hannan, Eisenberg, & Neumark-Sztainer, 2013; Quick, Eisenberg, Bucchianeri, & Neumark-Sztainer, 2013)。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BMI在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 高BMI水平个体还会伴随一系列的心理行为问题, 如低自尊、低自我价值感和不健康的节食行为(Tiggemann, 2005), 并且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Lebacq et al., 2019)。这些问题也从侧面凸显了在未来的干预或预防项目中要重视引导青少年对体重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以及采取健康的体重控制策略。
3.2 社会文化因素
父母在个体身体意象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和引导作用(李晴晴, 刘毅, 2018)。其中, 父母与孩子之间关于外貌的负面谈话与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息息相关(Leme & Tucunduva Philippi, 2013)。父母的负面外貌谈话, 主要包括对子女的体重嘲笑、外貌的负面评价、对体型的批评以及有关节食的对话。研究发现, 在青少年群体中, 无论是超重还是正常体重情况下, 父母的负面外貌谈话与其身体不满意、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以及抑郁等心理问题成正相关(Greer, Campione-Barr, & Lindell, 2015; Keery, Boutelle, van den Berg, & Thompson, 2005)。Leme和Tucunduva Philippi (2013)发现, 有过被父母嘲笑体重经历的女孩更不满意于自己的体重、体型、相貌等。由此可见, 父母的负面外貌谈话作为一种消极反馈, 向子女传达了对其体重和体型、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的批评与指责, 使青少年感知到来自父母的压力, 最终发展为消极身体意象(Sharpe, Naumann, Treasure, & Schmidt, 2013)。
除了与体重有关的负面谈话外, 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也会影响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发展(Bearman, Presnell, Martinez, & Stice, 2006)。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微型社会环境, 父母向子女提供与自我有关的信息反馈, 协助和支持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化协调发展, 尤其是从童年到青少年以及从青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Koepke & Denissen, 2012)。研究者发现, 当青少年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感到安全时, 他们便极少产生“为了获得父母的认同, 我必须符合父母所期望的理想体型”的想法(Holsen et al., 2012), 并且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越好, 则越少表现出身体不满意。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青少年越缺乏父母的支持, 其一到两年后对身体不满意提升的越多(Bearman et al., 2006)。总的来说, 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促进青少年的身体意象朝积极方向发展(de Vries, Vossen, & van der Kolk-van der Boom, 2019), 这可能是因为, 当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拥有良好关系, 则会有一种更稳定的自我意识, 这使得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判断不强烈依赖于社会认可以及社会比较, 不易受到社会文化对他们身体意象的影响(Cheng & Mallinckrodt, 2009)。
在青少年时期, 同伴是个体获取有关自我信息的重要来源。青少年将同伴对自己身体的看法与态度作为认识自己身体的基础, 形成相应的身体意象特点。同伴外貌嘲笑作为一种消极评价, 深刻影响着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建构和发展。相关研究表明, 被同伴嘲笑外貌的经历越多, 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度会越高, 身体意象越消极(Lawler & Nixon, 2011; Michael et al., 2014)。相比于童年时期, 青少年在这一阶段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表和形象, 对自身的外在“缺陷”或者“弱点”十分敏感。而同伴对其外貌的嘲笑将进一步加深青少年对自己身体“不完美”的认识(Eisenberg, Neumark-Sztainer, Haines, & Wall, 2006), 阻碍青少年的社会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发展, 强化了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此外, 同伴外貌嘲笑的消极影响也会持续到个体的青年时期。一项持续1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 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外貌嘲笑能够正向预测个体成年期的消极身体意象、肥胖状况以及不良饮食习惯(Puhl et al., 2017)。
大众媒体是理想体型、体重、时尚等社会文化标准及社会期望传播的重要途径(Levine & Harrison, 2009)。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 大众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暴露在媒体所盛行的“非现实的理想体型”的标准下, 即媒体宣传女性应该拥有苗条身材, 而男性应该肌肉发达(Benowitz-Fredericks, Garcia, Massey, Vasagar, & Borzekowski, 2012; Ren et al., 2018; Stanford & McCabe, 2005)。
随着对媒体作用的广泛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达成了共识:媒体所塑造的理想体型暴露与青少年的消极身体意象相关(如Ashikali, Dittmar, & Ayers, 2014; Chang et al., 2013)。长期暴露在理想的媒体形象下, 青少年对自我身体形象的关注不断增加, 理想体型与实际体型的差距加深了其对身体的不满意。媒体暴露的实验研究发现, 相比于观看家庭装修节目的青少年女孩, 观看整容手术节目的15~18岁的青少年女孩报告出对自己体重和外貌更多的不满意(Ashikali et al., 2014)。一项横向研究发现, 对媒体所传播的理想体型的内化和来自媒体的压力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Knauss, Paxton, & Alsaker, 2007)。Stanford和McCabe (2005)也发现, 来自媒体的增加肌肉感的压力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男孩的身体不满意以及其增强肌肉量的行为。
过去, 对于大众媒体的作用多聚焦在杂志、TV、音乐影片等传统媒体上(如López-Guimerà, Levine, Sánchez-carracedo, & Fauquet, 2010)。最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网站和社交APP的全球化应用, 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转向了新形式媒体, 即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当下, 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少年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2015), 也逐渐成为理想身体形象传播的重要媒介。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身体满意度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Fardouly, Diedrichs, Vartanian, & Halliwell, 2015)。研究者发现, 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对青少年的身体意象存在负面影响, 即越频繁使用社交媒体, 青少年越不满意自己的身体(魏祺, 孙晓军, 连帅磊, 宋玉红, 2017; de Vries, Peter, de Graaf, & Nikken, 2016; Holland & Tiggemann, 2016)。那么, 为什么越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影响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发展?以下三个因素可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同伴的外貌反馈。当下,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将自拍照上传到网络空间中供他人浏览与评价, 而花费越多时间和精力到社交媒体上, 青少年就会收到更多关于自己外貌的反馈。来自同伴的外貌反馈可能会使青少年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形象从而对其身体意象产生影响。de Vries等人(2016)探讨了同伴外貌反馈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但该研究并未发现同伴外貌反馈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测量的并非来自社交媒体中的获得的同伴外貌反馈, 而是日常生活中接收到来自任何渠道的外貌反馈的频率。(2)社会比较。在社交媒体上, 青少年能够更多地直接暴露在他人(如明星和同伴等)的理想体型图片中, 由此可能会使青少年更频繁的进行上行社会比较, 从而导致其身体不满意度上升。(3)自我客体化。社交媒体的使用可能增加了青少年自我客体化的风险(Hummel & Smith, 2015)。Chua和Chang (2016)研究中发现, 青少年报告在社交媒体上面临着更多迎合他人审美的压力, 因而会更仔细地挑选和美化自拍照来使自己在他人眼中更完美。因此, 青少年可能在对身体图片进行编辑美化的过程中, 用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身体, 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不完美, 从而引起更为消极的身体意象。未来研究可针对以上三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展开进一步探讨。
总之, 社会文化因素相关的研究强调了父母、同伴以及大众媒体在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3 心理因素
除生物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外, 心理因素或个体差异(如认知方式)也是影响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的主要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 人格因素可能在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诱发或保护作用。例如, Allen和Walter (2016) 系统地回顾了大五人格与身体意象的关系, 发现消极身体意象与高神经质、低外倾性有关, 与宜人性无显著相关, 而开放性和责任心在其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在身体意象的研究领域中, 人格因素通常被视为一种“调节变量”, 调节其他因素(如大众媒体)对身体不满意的影响。例如, Roberts和Good (2010)发现, 相比于低神经质的人, 高神经质的女大学生在观看瘦理想媒体形象后身体不满意得分更高, 而观看肥胖形象后更满意自己的身体。这可能是因为高神经质个体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体与瘦理想身体进行上行比较, 并且情绪更不稳定(Roberts & Good, 2010), 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个体的身体不满意。
除了大五人格外, 研究者认为, 完美主义可能是消极身体意象的风险因素之一。高度强调完美的个体对自己有严格的评价标准, 他们可能会不遗余力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身材, 进一步增加了发展消极身体意象的风险(Ruggiero, Levi, Ciuna, & Sassaroli, 2003)。从目前来看, 较少研究探讨了完美主义在青少年身体意象中的作用。Wojtowicz和von Ranson (2012)在青少年女孩群体中发现, 完美主义与身体不满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但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完美主义对青少年一年后身体不满意的预测作用。Yang等人(2017)则探讨了身体外貌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领域特殊形式, Yang & Stoeber, 2012)与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关系, 发现身体外貌完美主义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总的来说, 目前有关人格因素在身体意象中的作用多集中在成人群体中, 少有研究关注青少年的人格因素, 特别是大五人格, 在身体意象发展中的作用, 未来可多增加此方面的研究。
个体的认知加工方式决定了一个人如何分配和关注外界环境中与身体有关的信息的认知资源,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塑造他的行为(Gestsdottir & Lerner, 2008)。大量研究表明, 身体不满意的成人个体对身体相关信息存在认知偏向(Jiang & Vartanian, 2012; Rodgers & DuBois, 2016; Uusberg, Peet, Uusberg, & Akkermann, 2018), 主要表现为注意偏向、记忆偏向与解释偏向。并且, 这种认知偏向特点又将进一步提升相关信息对个体的重要性(Lee & Shafran, 2004; Saunders & Frazier, 2017), 从而促进身体不满意的发展和维持(Lee & Shafran, 2004; Smith & Rieger, 2006; Williamson, White, York-Crowe, & Stewart, 2004)。
频繁暴露在媒体所传达的“非现实的理想体型”标准或亲密他人所期望的体型下可能会影响个体对身体相关信息的加工方式, 进而使个体更容易形成消极身体意象(Rodgers & DuBois, 2016)。而个体特殊的信息加工方式又决定了个体如何加工来自父母、同伴和媒体的压力(Corning, Krumm, & Smitham, 2006)。然而, 目前在青少年身体意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研究者多关注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 而忽视了认知过程在青少年身体意象形成中的重要作用。Saunders和Frazier (2017)首次探讨了体重相关的社会文化态度和认知加工(注意成分)对青少年早期(9~13岁)身体不满意的作用, 结果表明, 在青少年早期对苗条身体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与社会文化因素对身体不满意存在协同作用。研究说明, 个体对环境中各种身体信息加工的社会认知过程可能会与有害的社会文化因素产生交互作用, 最终导致青少年形成消极身体意象。当然, 青少年对身体相关信息的认知特点以及其与社会文化因素、消极身体意象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仍需进一步研究。
4 问题与展望
身体意象积极与否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何引导青少年形成积极身体意象应是全社会共同重视的问题(Bucchianeri & Neumark- Sztainer, 2014)。首先, 由于学校生活是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 学校教育在塑造他们与外貌相关的态度和信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学校教育中, 教师要注重引导青少年树立对自我体重、体型等生理变化的正确认识, 培养学生形成多元化审美(即身体美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的而非单一的社会理想型标准, Tylka & Wood- Barcalow, 2015), 提高其媒介素质 (即对媒体所宣传的身体形象是一种非现实的理想体型标准的批判思维, McLean, Paxton, & Wertheim, 2016), 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与温馨的人际关系。此外, 在社会层面上, 大众媒体广告应传播模特更全面的身体信息, 如增加体重标签。目前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媒体理想体型暴露对青少年身体意象存在负面影响(Amaral & Ferreira, 2017; de Vries et al., 2016)。Veldhuis, Konijn和Seidell (2012)则致力于如何削弱媒体信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他们发现, 通过呈现模特身体图片时附加体重标签能改变青少年女孩在观看图片时对自我身体的认知与情绪体验。因此, 在呈现模特身体广告时附加其准确的体重标签可能减少青少年对理想体型的内化以及上行比较, 引导其形成健康的体型价值标准, 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在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形成的影响因素方面, 国内外研究中都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仍有一些不足和缺陷, 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入探讨。
第一, 未来研究可基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的视角探讨生物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在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中的交互作用, 完善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的理论模型。迄今为止, 已有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在个体身体意象中的作用, 如Thompson等人(1999)提出的三重影响模型, 但该模型主要关注的是媒体、家庭和同伴的作用, 缺乏对个体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在青少年的身体意象发展中作用的探讨。目前少有研究将三种因素(生物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视为潜在的风险因素囊括在同一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中(Rodgers, Paxton, & McLean, 2014)。未来的研究可基于此, 探讨三种因素对身体意象的协同作用, 并建立一个更完整多元化的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的理论模型。
第二, 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首先, 目前已有研究者从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使用频率等方面开展横向研究、纵向追踪研究来探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魏祺 等, 2017; Holland & Tiggemann, 2016), 而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体意象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 未来研究可针对上文中提到的三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即同伴的外貌反馈、社会比较、自我客体化)进一步开展研究。其次, 社交媒体的普及拓宽了青少年的朋友圈, “网友”成为了现代青少年的同伴群体中常见的组成部分。那么网友数量、网友关系质量等因素是否会对青少年身体意象造成影响?若有, 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最后, 大众媒体的作用由传统媒体(如杂志、TV、音乐影片等)延伸至社交媒体的角度也提示我们, 未来研究在对各个因素在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考察时, 一定要密切联系时代背景与文化特点, 随着时代发展, 一些新衍生出的影响因素(如“网红”现象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等)也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 青少年对身体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工特点有待进一步考察。成人研究表明, 高身体不满意个体对身体相关信息存在认知偏向(Uusberg et al., 2018), 并且这种认知偏向特点会进一步促进身体不满意的发展和维持(Smith & Rieger, 2006)。虽然上文中强调了个体认知加工方式在身体意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目前在青少年群体身体意象的研究中, 关注认知加工特点的研究较少。未来可增加针对青少年群体对身体相关信息认知加工的研究。若具有消极身体意象的青少年存在对身体相关信息的认知偏向, 是否可通过改变其认知加工特点的方式来提升个体的身体意象满意度, 这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第四, 中国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本土化研究有待推进。当下, 在西方国家以瘦为美的文化影响下, 国内外对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瘦取向的身体不满意(Benowitz-Fredericks et al., 2012; Martin & Govender, 2011), 而Chen, Jackson和Huang (2006)发现, 中国青少年的消极身体意象还表现在相貌、身高等方面, 目前已有少量研究对此方面内容展开了探讨, 如Wang, Fardouly, Vartanian和Lei (2019)发现, 青少年浏览社交网站中的自拍照行为与相貌不满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 青少年在浏览了这些精心美化的自拍照后, 其相貌满意度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相貌和身高等取向的身体不满意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以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瘦取向的身体不满意形成的影响因素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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