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文化
我国的养生文化源远流长,在秦汉以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系。
《老子》《庄子》中的养生思想
道家“重人贵生”,认为“先天地生”的“道”是生命的本原,因此,道家不但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是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规律,也是认识生命问题的基本原则。道家的“贵生”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在养生方法上,道家主张“致虚极,守静笃”,由此而发展出了道家的主静养生体系。道家的方法是回到赤子状态,尽量不要受社会的干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认为应该“形体保神,各有仪则。”只要恪受中和(“缘督以为经”),“守其一以处其和”,就可以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在形神关系上,道家轻“形”重“神”,认为“气”在“身”内,“气”是“身”的内驱力,通过“抱魂守一”使“气”与“道”合,就可以做到使“身”不朽,长生不老 [1]。
《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思想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该书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也是养生理论的奠基之作。《内经》中的养生思想非常丰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整体健康观。认为人体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破坏,健康也就被破坏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顺应自然观。只有“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或“法则天地,逆从阴阳,”人们才能达到至人、真人、圣人、贤人的境地,实现健康长寿乃至长生不死。
重在预防观。《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等到已经生病再治、再养就晚了。这不但是古代养生的基础,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摄养情志观。《内经》重视精神修养,认为精神愉快、情结稳定是身体健康的关键。《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形神兼修观。《内经》认为既要保养精神,使“精神内守”,又要锻炼形体,做到“形劳而不倦”,动静结合,方能“形与神俱”,却病延年。
《内经》主张采用多种方法来达到修真养生的目的,除了注意四时饮食起居、情志调节等外,也很强调采用导引、吐纳等法。例如《内经》认为居住在潮湿地方容易得关节炎一类的病,主张采用导引之法治疗。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节者”,可以让他们练习“导引行气”之术。 吐纳属内养功,《内经·素问》中多处提及吐纳之法。如“肾有久病者,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这些方法成为后来气功发展的基础。
《吕氏春秋》中的养生思想
《吕氏春秋》由秦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集体编撰而成。该书虽然以探讨治国安邦之术为主,但不少篇章论及养生,形成了动以养生的特色:动是生命的精髓,“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并进一步提出了去害知本、动以养生的基本原则。去害即“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而去五味充形之害、五情接神之害、七淫动精之害,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知本是指知精气流动之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而“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
不过《吕氏春秋》并没有明确提出怎样“动”。华佗则把“动”解释为人体劳动之动,以“谷气得消,血脉流通”说明“动”的功能,比吕氏的气郁致病说合理得多。
《淮南子》中的养生思想
《淮南子》是汉初淮南王刘安仿《吕氏春秋》而写的,书中也有许多养生论述。《淮南子》认为,养生就是“体道”:“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
养生的要义是做到形、神、气三位一体:“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三者中养神最重要,精神内守才能使神得其位,神得其位、精神清明才能充分发挥神的作用。所以《俶真训》说:“神清者,嗜欲不能乱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矣。”
《淮南子》主张适度运动:“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同时又主张要节欲:“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脏摇动而不定矣;五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也;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邱山,而无由识之矣。”
《淮南子》还非常重视保持心态平和:“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主张“以中致外,百事不废。中能征之,则外能吸之。中之得,则五脏宁,愚虑平,精力坚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鞼。”这种“以中致外”、以神驭形的思想,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道家色彩 [2]。
先秦到汉代的养生方法注重内外兼修,具体方法主要有行气、服食、导引等,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既注意“形”,又注意“神”。
行气
养生术的发端和逐步完善行气从古人对“气”的认识出发,调节气的运行也就成为养生的第一要务,于是产生了“行气”之术。“气”是我国传统生理学的重要概念,它包含三层含义:日精月华之“气”;父母阴阳相媾而结为人的初始“元气”,即“先天之气”;通过饮食物质所化生,维持生命活动的营养,称为“水谷营卫之气”,即“后天之气”。人出生以后“先天之气”逐渐被损耗,需用“后天之气”补充。“行气”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专门功法,使“后天之气”不断化生为“先天之气”。因此“行气”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内循环运动。
服食
服食可能来源于古代的“食养”。《山海经》里记载了某些食物或药物食用后有“善走”、“不夭”、“多力”、“美人色”的作用,《周礼》有许多关于饮食搭配的要求。到了战国末期,神仙术士把这称为“服食”,并视为修炼成仙的重要手段。秦皇、汉武都迷信此术,致使神仙方术和服食大为盛行。东汉时《神农本草》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药养命,可以使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可见“服食”影响之深广。“服食”分为服药、服丹、食气。食气也叫服气,主要以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精气,以更替体内浊气为特征的呼吸吐纳运动。
导引
先秦时期引导术式较为简单,仅有单个动作。始见于《庄子》:“吹呴呼吸,吐固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1973年12月,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幅西汉帛画《引导图》,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帛画上绘有4排、每排11人,代表四季和11道经络。从整个图看,绝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病痛设计的动作。有的图侧不仅注明了所能医治的病痛,其动作设计与疗疾区的关系也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可见当时的引导主要是用来防治疾病的,并且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养德
良好的道德情操,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祛病延年的前提。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早就提出过“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号,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存心养性”。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
养性
从养生文化的特点来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强调个体必须通过“养性”来主动增强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以便达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至于如何“养性”,《黄帝内经》提出应该力求做到“恬淡虚无”,具体要求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不下相慕”。道家学说在承认自然规律客观实在性的同时,还认为“天道”就是“无为”。从这个论题出发,道家必然要求“人道”也同“天道”那样,应该无所作为,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里指的是指人的精神、性情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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