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是如何犯错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相信专业人士吗？

汤姆·尼克斯（Tom Nichols）是美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国家安全事务专业的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的兼职教授。在此之前，尼克斯曾在参议院担任助手职位。今年，他的新书《专业知识的消亡：现有知识体系受到的冲击以及为什么这件事事关重大》（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如今，尼克斯居住在罗德岛的纽波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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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认为，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街头挂满了“爱尔兰人不得申请”（No Irish Need Apply）的招工告示牌。然而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 2002 年发表论文，称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其实只是讹传。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理查德·詹森（Richard Jensen）表示，这种告示牌都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东西，是“关于爱尔兰人遭受歧视的谬见”。此类错误理念在爱尔兰移民中世代相传，直到他们在美国站稳脚跟后才渐渐销声匿迹。十多年时间中，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接受詹森的观点。虽然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并没有引起詹森本人或者乡土意识比较强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重视。

2015 年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宣告了詹森观点的“死亡”：一个名叫丽贝卡·弗里德（Rebecca Fried）的八年级学生表示詹森的观点是错误的。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她是在谷歌进行研究探索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她对詹森充满尊敬，但也对自己的看法信心十足。丽贝卡说：“我出生时，詹森已经在学术界有了数十年的工作经历。我对他和他的研究成果充满敬意。”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一个早熟的孩子向经验丰富的老师（最起码詹森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历史学教授）提意见，认为他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实践表明，真理掌握在丽贝卡手中，詹森的观点才是错误的。“爱尔兰人不得申请”的告示牌的确曾经存在，而且想要找到证据并不是那么难。

多年以来，也有其他学者反对詹森的看法，不过他们都是在专业历史学领域收集证据。与此同时，学术界之外的人迅速接受了詹森的理论，纷纷认为“爱尔兰人不得申请”的告示牌不过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发泄不满和抱怨的臆想罢了。

然而，年轻的丽贝卡却做了一件理智之人应该做的事情：她开始在旧报纸数据库中寻找蛛丝马迹。《每日野兽》（Daily Beast）报道称丽贝卡的确发现了告示牌：“她先是在数据库中找到了一些证据，然后发现类似的证据越来越多。她尽全力翻看各种报纸数据库，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她心中暗想，此前应该也有人做过这件事吧？”实际上无论是詹森还是其他人，大家都没有静下心去完成这项基础性的事实核查工作。如今已经读高中的丽贝卡凭借这一发现在《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发表了一篇小文章。生活中，像她一样推翻专家观点的人还有很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顶级营养学家对政府表示，鸡蛋等食品可能给人体健康带来致命威胁。这些营养学家可能仅仅是简单的适用了奥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译者注），在谷仓和停尸房之间建立一条线索通道：鸡蛋含有胆固醇→胆固醇会堵塞血管→堵塞的血管容易诱发心脏病→心脏病导致死亡。根据这个逻辑，人们可以轻松的得出结论：美国人不应该摄入任何胆固醇。他们当时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国人体重不断增加，开始因为其他原因不断死亡。

引发人们“鸡蛋恐惧”的是大约半个世纪前大量存在问题的研究报告。当然今天如果有人不想吃鸡蛋，他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另外很多科学家一直发出警告，称不吃早餐对健康影响很大。实际上如今很多学术研究都有了新的结论：完全不吃早餐的危害性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专家们总是犯下各种错误。因为他们的失误，人们付出了各种代价：从陷入尴尬到浪费时间、金钱，某些情况下还会丢掉性命。有的时候，专家的失误甚至可能引发国际性灾难。尽管如此，专家们依旧要求民众相信他们的判断。他们称社会应该充满信心，因为专家很少犯错，而且还会发现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作为外行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信专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社会性机构和政府性机构的世界里，而这些机构的存在目的便是确保专业人士能够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给出专业的判断和见解。我们设立了大学、评审机构、许可委员会、认证机构、各州的巡查人员以及各种其他组织机构，为的就是确保专业人士的意见靠谱可信。

对专业人士的信赖是一种看似平淡无奇但却又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相信专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信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比如我们认为公交司机不会醉酒驾驶，餐厅工作人员在上岗前会认真洗手。然而面临公共政策问题时，我们对专家的信任就是另一回事：我们相信医生给我们开具了正确的处方，但这和我们对医疗人员针对美国是否应该实行全国性医保系统意见的信赖不是一回事；我们相信大学教授给孩子们讲解二战历史时没有犯错，但这和我们对历史学家针对美国总统提出的战争决策意见的信赖也不是一回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认证和评审机构能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给我们提供帮助。如果专业人士给出错误的意见，他们也不会面临罚款或者吊销执照等惩罚。实际上，我们缺乏直接问责机制。正因如此，作为外行的我们才会对专家所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心生畏惧。

专家们是如何犯错的？仔细数来，专家可能犯的错误分为几类。危害最小也是最常见的错误应该算是科学领域的“日常失败”：个人或者整个专业人士群体会在重要问题上得出错误结论，原因要么是失误，要么是专业领域存在局限性。专业人士发现了一个现象或者提出一个问题，接着他们找到某种理论和解决方案并对之加以验证。有的时候他们是正确的，有的时候他们是错误的。

人们在实践中了解科学知识。外行不喜欢模糊不清的东西，相比于各种警告和注意事项而言，他们更喜欢专业人士直接给出解决之道。然后科学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论。要想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我们便要根据一系列仔细小心的规则开展测试，然后根据实验结果用正确的新理论替换错误的旧理论。外行的我们不能指望专家永不犯错。如果专家能精准的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直正确，那他们也就无需开展各种研究和实验了。如果政策专家真的能够高瞻远瞩或者无所不知，政府就不会出现财政赤字，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几个疯子的煽动就发动战争。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专家预测世界各国将全力开展国际性核武器军备竞赛。实践表明他们错了。导致他们失误的部分原因在于低估全世界在限制核武器扩散方面所做努力的成效。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忧虑万分，担心二十年后世界上最多可能有二十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截至目前，世界上仅有十个国家掌握核武器，其中还包括早已宣布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南非）。根据最优秀专家的意见，肯尼迪总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不过他的想法并不现实，甚至不合常理。相反，这群最优秀的专家同样帮助各国制定政策限制核武器发展。如此一来，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便大大降低。

其他类型的专家失误则更令人不安。比如说，专家在将自己专业知识扩展到其他领域的过程中可能犯下大错。生物学家不是医生，但一般来说，生物学家也许能比外行人更好地理解医学问题。但这并不是说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就比其他人更了解该领域的各种问题。我们以糖尿病为例：一个愿意花时间仔细研究各种信息的勤奋之人能比普通的植物学家更加“内行专业”。

当然，有些专家的错误纯属欺诈蒙骗和玩忽职守。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却最容易产生危险恶劣的后果。因为某些个人原因（通常是野心家想要防止别人拆穿他们粗劣虚假的研究成果），专家会有意篡改研究结果。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确的发现这些人的不端行为，因为只有其他专业人士才具备发现破绽的能力。外行人无法弄懂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我们不会太关注专家得出结论的整体过程，最多也就是仔细看看挂在专家们墙上的各种证书是不是真的。

有时候，“专家”并不都是货真价实的专业人士。我们用各种证书和认证信息来证明自己专业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倾向于厚颜无耻的撒谎。上世纪六十年代，弗兰克·阿巴格诺（Frank Abagnale）大胆而华丽的进行造假和伪装，成为闻名一时的“超级大骗子”（Great Pretender）。2002 年，电影《逍遥法外》（Catch Me If You Can）让世人充分了解他的各种行径。阿巴格诺喜欢冒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或者医生，借此行骗。

如果真的专家撒谎，那他不仅会危害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更会对客户（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们将从两个方面威胁专业知识领域的发展：其谎言诞生时，立即会对某个专业领域造成冲击；其谎言被识破后，社会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大打折扣。很多专家的谎言晦涩枯燥，因此外行人很难察觉。与人们在《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和《惊爆内幕》（The Insider）这样著名电影中看到的讲述大规模欺诈行为的戏剧性故事不同，大部分学术期刊撤稿的原因都是作者犯下小错或者在某几个小领域的学术研究出现问题。

自然科学家的确可以说撤稿是专业责任感的体现，证明学术界有着可靠的监督体制。类似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这样的科学期刊和医学期刊在各自领域内享有最高的影响力，而它们的撤稿率也比其他期刊更高。不过没人说得清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因为更多人在阅读文章后会去核查论文成果的真实性，也许是因为更多人为了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而弄虚作假。比较来看，前者算得上一个鼓舞人心的趋势和现象，而后者则是令人沮丧的残酷现实。

评价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是看其成果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或者，其他人最起码应该能够重新再次进行研究实验才行。正因如此，科学家和学者们才会在论文中写下大量脚注：他们不是为了摆脱抄袭的骂名（虽然脚注也有这个功能），而是保证同行能根据脚注内容重复实验，从而验证研究结论的真实可靠性。

不过，这种验证体系成立的前提是人们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去重复前人的研究过程。一般的同行评议不要求科研人员重复实验。相反，评议人员在评审论文时会推定作者采用的试验标准和程序都符合基本要求。

最近，一组科学家开始着手重复心理学领域的一些研究。然而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纽约时报》在 2015 年报道称，勤勉谨慎的科研人员想要复制三大顶尖心理学期刊中的一百个研究，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研究成果经不住检验。

这样的发现令人担忧。不具有复制性的心理学研究是学术欺诈吗？有些研究存在瑕疵，原因是科研人员能力有限。但这和学术不端是两码事。《纽约时报》提到的科学家发现，很多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不是复制实验后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而是研究本身就具备固有的“无法复制性”。这样研究的结论也许很有用，但其他科研人员却无法用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复作者当初的调查研究过程。

癌症研究人员在复制癌症领域的试验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Slate》杂志作者丹尼尔·艾恩波尔（Daniel Engber）在 2016 年时说，一些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面临与心理学领域科研相似的“可复制性危机”。据估算，“半数的研究并不可靠，其它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也无法复制试验过程。”

单独某个研究很难为一个学科打下基础，也很难彻底破坏一个学科的发展。普通科研人员不会依靠任何特定项目（比如说细胞领域的研究）的研究成果来开展工作。如果人们根据很多研究开发出某种药物或者疗法且其中一个研究存在问题，那人们会开展大量后续研究，针对药物或者疗法的安全性和实际疗效展开探究。想要在一个研究上造假是很容易的，但要做出成百上千虚假研究以撒下弥天大谎或者给某个领域发展带来沉重打击却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任何领域的学术欺诈都会浪费人们的时间，也会影响该领域的发展进度。这就好比复杂方程式的开头部分存在一个错误，可人们没有发现。由于这个错误，整个后续计算都会陷入困境。在有人察觉到问题之前，学术欺诈和学术不端都能阻碍学科的发展脚步。

在某些问题上，专家比大部分人都要聪明。正因如此，他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比其他人都聪慧。

自负心态不仅会使专家轻易对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情妄下结论，还会导致他们认为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掌握了“过量的知识”。专家和专业人员与其他非常努力的人一样，都认为过去取得的成就能证明自己知识超凡。所有专家都不喜欢说四个字：“我不知道。”为了避免这个窘境，他们会努力吸收更多知识。毕竟任何人都不愿意被贴上“无知”的标签，也不想被人发现知识体系中存在漏洞。面对一窍不通的问题时，专家和外行人都会以相似的方式夸夸其谈。可是，我们原本期望专家能比外行人懂得更多才对。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坚信维生素 C 是一种特效奇药。他积极对外宣传，称大量服用维生素 C 能预防普通感冒和其他一系列小病。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够证明鲍林观点的正确性。可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此很多人觉得他对维生素 C 疗效的判断是其专业知识的合理外延。

鲍林鼓吹维生素 C 的神奇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使用自己专业领域所采用的科学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他在自称是医生的欧文·斯通（Irwin Stone）建议下开始服用维生素 C。斯通说，如果鲍林每天服用 3000mg（这比推荐剂量高出很多倍）维生素 C，他就能多活二十五年。然后，斯通“医生”的学历并不光鲜：他只在一个未获得认证资格的函授学校和一个大学的正骨医学专业拿到过荣誉学位。

鲍林信以为真，开始每天大量服用维生素 C。很快他就感受到了维生素 C 的神奇功效。其实，我们更怀疑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告诉某人药物能让他好受的这个做法对其产生心理作用，使他有了良好的感觉。鲍林在化学领域做出了杰出卓越的贡献，因此同事们对他言听计从。鲍林在 93 岁时因癌症去世。他是否像斯通“医生”说的那样多活了二十五年？我们无从知晓。

为了能够对重要的公共政策辩论产生影响，科学家还会利用光鲜的履历和曾经的成就为自己增加说服力，进而在与专业领域无关的问题上侃侃而谈。1983年，纽约无线电台播出了一个关于核武器军备竞赛的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正笼罩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之下，而 1983 年是美苏关系最为恶劣的年份之一：苏联击落一架韩国民用客机，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核武器对话不欢而散，ABC 拍摄的核战争题材节目《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成为当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年轻研究生，主要针对苏联开展研究。我希望未来能在公共政策领域某的一份职业。收音机里，一个操着刺耳澳大利亚口音的人说：“如果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再次当选，那核战争必然爆发。”

说这话的是海伦·寇蒂卡医生（Dr Helen Caldicott）。她不是物理学博士，不是政府事务专业博士，也不是国际事务专业博士。她只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儿科医生。据她回忆说，她对核武器的忧虑来源于内尔·舒特（Nevil Shute）一本描写世界末日后世界模样的小说——《海滩上》（On the Beach）。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澳大利亚。寇蒂卡医生后来说，孩子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核武器化为灰烬的世界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觉得为孩子治疗疾病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寇蒂卡医生喜欢针对需要大量技术知识才能回答的问题做出“决定性判断”。她能就美国导弹发射井的适应性、民防措施和苏联外交政策制定机构的内部运作模式等问题夸夸其谈。她在美国居住了接近十年，也经常在各种媒体上为反核武器组织发声站台。

专家之中有的是像寇蒂卡医生这样的货色。如果按照国际公众影响力来评判，最著名当属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深受全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和崇拜，写过大量关于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书。根据某些统计，乔姆斯基是目前在世的美国知识分子中作品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然而，他在MIT的职位不过是语言学教授。有人觉得乔姆斯基是语言学领域的先驱者，甚至还可以将他称为巨人。不过，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可不是专业人士。换言之，他在外交政策领域的造诣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创始人——译者注）在人类语言起源领域的造诣差不太多。尽管如此，他在政治领域的知名度远高于他在语言学领域的知名度，而这要归功于他的各种作品。多年来我经常遇到了解乔姆斯基的学生，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他只是一个语言学教授这个事实。

与鲍林和寇蒂卡一样，乔姆斯基也因为满足民众的某些需求而名声远扬。外行人在质疑传统科学观点或者社会主流观念时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会大力支持观点“有专业知识担保”的直言不讳之人。医生应该密切关注维生素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公众也应该参与到对核战争的持续讨论中来。但是，化学家和儿科医生给出的论断并不一定可靠。实话说，他们在这些非专业领域发表意见的可信度不比自学成才之人高太多。

公众对专家的“越界”行为极度宽容，而这也形成一个悖论：一些外行人不尊重专家在专业领域的观点和看法；另一些人认为专业知识和成就具有通用性，因此专家和知识分子比任何领域的权威都要可信靠谱。人们怀疑家庭医生为其注射疫苗的安全性，却会因为作者的名字前冠有神奇的“医学博士”一词而购买一本关于核武器的书。

遗憾的是，专家在面对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时很少表现能出谦虚谨慎的态度，也将自己有提出异议的责任抛于脑后。我自己犯过这样的错误，最终后悔不已。在一次奇怪的争执中，有人坚称我完全有能力就某个领域发表看法。而我则明确表示自己不具备特定的知识，爱莫能助。记者和学生对我尊敬有加，因此无法给他们答案实在令人感觉诡异。但是，冒充权威回答我不清楚的问题明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承认自己不是全知全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我们希望语言学家、儿科医生和其他各路专家都能实事求是，不要不懂装懂。

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绰号“神奇克里斯威尔”（The Amazing Criswell）的演员经常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中。克里斯威尔的任务就是用夸张的方式做出各种离谱的预测。他宣称过很多事情：纽约将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沉入海底，佛蒙特州会在 1981 年遭遇核弹攻击，丹佛将被 1989 年的自然灾难夷为平地…克里斯威尔的举动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但观众还是听的津津有味。不过，他没预测到自己的事业将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落千丈，最终沦落成一部靠色情镜头吸引眼球的低成本电影中的小配角。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克里斯威尔的朋友，传奇恐怖片导演艾德·伍德（Ed Wood）。

对于专家来说，预测未来是个不小的麻烦。公众希望专家能给出预测结论，而专家却并不擅长这种事情。专家本来就不应该擅长于预测未来。科学的意义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即便如此，有的专家还是像喜欢对别的领域指手画脚一般喜欢对未来预测不断。对他们而言，预测未来就是令人兴奋的“摇头丸”。

一般来说，科学家给出的预测都极其令人恐慌。在一篇广为人知的关于“黑天鹅事件”（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可预料之事）的研究报告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描述了专家们在利用“专业知识”预测未来时表现出的“认知傲慢”：

我们预测三十年后的社会保险体系赤字和国际油价，但却不知道其实我们连明年夏天的社会保险体系赤字和国际油价都猜不中。我们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有太多错误的预测。每一次看到这些充满经验主义风格的预测，我都要狠狠掐自己一下以确保不是在做梦。

塔利布认为未来是永恒不确定的，而这种警告非常重要。不过，他主张我们要认识到预测行为的无用性。这就有点不切实际了。人类不会举手投降，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应用“专业知识”以预测未来的机会。对我们而言，这算是一种预期性风险对冲。

问题的关键不在专家是否应该给出各种预测，因为他们不会停止这种做法：安身立命的世界要求他们预测，统治者也要求他们预测。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科学家应该在什么时候给出什么样的预测，以及他们预测错误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在《专家的政治判断：这些判断准吗？我们如何分辨？》（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一书中，学者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收集了专家在社会科学领域预测的数据。他发现了一个很多人心中都有疑惑：“即便是按照最低标准要求专家，我们也没发现专业知识和做出‘精准’、‘可靠’预测之间有什么联系。”在预测未来这个问题上，专家没比转动中的赌盘强到哪里去。泰特洛克证实了很多外行人的猜测——很多专家并不精于自己所做之事。

不过，外行人的这种猜测是对专业知识的典型误解。泰特洛克自己也说：“激进的怀疑主义者看到这个结论后非常开心，但他们发现专家大部分时候还是正确的之后就感到羞愧不安。我的数据只是说明专家在预测领域表现不佳，并不证明他们在自己专业科学领域毫无建树。”

实际上泰特洛克没把专家和世界上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而是针对专家预测准确性的基本标准——尤其是其他专家的预测提出质疑。他研究的不是专家是否比其他人更擅长预测，而是为什么有的专家似乎比其他专家更擅长预测。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概括来说，泰特洛克的真正发现应该是：相比于同事而言，部分专家更善于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假设性的推测之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指出“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泰特洛克便借此区分知识广博的专家（知道很多小事的狐狸）和知识面较窄但却深入某个领域的专家（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虽然专家在从解释科学到预测未来转化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麻烦，但“狐狸”通常要比“刺猬”表现的好。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

“刺猬”通常会过度专注的将专业知识适用到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中，但“狐狸”却能整合更多信息，并根据新的或者更好的数据改变想法。泰特洛克发现，“‘狐狸’有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不断换位思考的思维模式，这使他们不会过度沉迷于自己的预测。而‘刺猬’——尤其是专业知识精湛的‘刺猬’则会有这个问题。”

技术领域的专家是“刺猬”的最好代表。他们不只在预测方面遭遇挑战，更难以接纳专业领域之外的其他知识。专精于某个领域的人不太能跳出专业圈子的限制，所以他们会本能的相信自己知道的东西并试图将其推广到所有问题上。无论自己的专业领域与手头的问题有多么不搭调，他们都会固执的用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一些专家经常自信的给出错误的预测，原因在于像刺猬一样科学家专精于极其狭小但高度复杂的专业知识领域，很难接受和处理来自其他领域的信息。

人们因为这个原因犯下很多错误，收获了很多教训。不只是专家，那些评判和挑战专家预测的外行人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专家预测失败就对他代表的专业知识有所质疑。专家在预测的同时也会给出警告，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不可预测之事。而这些事却又会引发不小的连锁反应。类似于心脏病和飓风这样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改写历史。但是外行人通常喜欢忽视专家重要的警告。

这样说不是替专家和专家群体开脱，毕竟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预测失败。投票专家内特·席尔瓦（Nate Silver）因为精准的预测 2008 年和 2012 年大选结果而声名鹊起。他承认自己去年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预测的基础是很多有问题的推定。虽然特朗普的胜选让他和其他人大吃一惊，但席尔瓦对其他选举的分析预测依旧可靠。

专家意见和预测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掷硬币中获胜，而是为了指导我们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决策。专业人士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将其公之于众，然后努力纠正。外行人在要求专家做出预测时也要小心谨慎，而且弄清楚预测失败和学术欺诈之间的区别。

如果外行人不能认真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也不能理解很多重要事情的意义，那么民主就会演变成技术官僚政治（科学技术人才掌握大量权力的社会制度——译者注）。如此一来，专家的作用便会自然上升，而这正是外行人所恐惧的事情。

当每一个公民都是专家时，民主便无法发挥作用。这体现了专家们自负地相信能在忽视选民的同时运行民主制度。同时，这也体现了外行人无知愚昧的自恋心态：即便不信知识水平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专家，他们也能维护好一个庞大且先进的国家。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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