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看，童年创伤性经验来自外界“记忆植入”

在诊所中，与诊断和治疗无关的事件会影响患者和分析者但无法得到控制：中断、患者和分析者的偶然情绪、双方临时的健康状态、环境中的事件（隔壁婴儿在哭）以及恰好在会话前发生的不可知事件（爱人的争吵）。

弗洛伊德的一个患者，一位精神病学家写到，在治疗期间弗洛伊德的狗“安静地····坐在床角·····一条很大的中国家犬”。

显然，弗洛伊德没有想到，这一可能产生威胁的、至少让人分心的动物的出现可能已经影响到患者的思想、表达和行为，而且反过来会影响弗洛伊德的解释。如果弗洛伊德把患者的不舒服归因于他们谈及敏感的潜意识材料，那他就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弗洛伊德和他的支持者们通常使用的临床被试样本并不能代表一般人群：与大部分人不同，临床被试是有心理障碍的。而且，弗洛伊德主要的个案研究都是关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维也纳人的，他们生活于1889年至1900年间（50%）。表现出病态行为。此外，样本多是年龄介于18岁到20岁之间（75%)的上层社会的（几乎100%）单身（75%)女性（67%）。他们可以被描述为YAVI(年轻，有魅力，有口才，聪明）。这一选择性样本可能使其理论的发展存在偏见并且限制了弗洛伊德观察资料广泛普及的程度。

尽管弗洛伊德的观点特别依赖人们的早期经验，但实际上他很少有儿童患者（Daly&Wilson,1990）。他的大部分关于儿童的信息是从他的日常经验、阅读、对他本人童年的回忆、成年患者的回忆以及非患者提供的轶事中获得的。

弗洛伊德概念有效性的“证据”通常是非常间接的，以致提供证据的数据可以被其他理论更好地加以解释。就像希尔斯特伦指出的，从安德森及其同事鲍姆和科尔的数据到分析者和患者之间的移情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在某项能够被认知社会原则很好地加以解释的卓越研究中，安德森和鲍姆（Anderson&Baum,1994）指出，假设一个人在被试的隔壁房间，他被描述成与被试的一个重要他人很相像，被试回忆时描述的形象更接近重要他人，而不是实际的病例。我们往往使我们生活中的那些重要人物成为我们的重要他人。

然而，在安德森和鲍姆的研究中被试选择的重要他人很少是亲戚，父母亲则更少。因此，从对“隔壁房间的”非亲人的情感和回忆推论到治疗中的移情似乎缺乏理由。

当马森声称弗洛伊德欠思考地放弃了他最初的“正确”观测，即弗洛伊德早期的患者在孩童时期遭受到性诱惑时，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攻击加剧了。

据说，弗洛伊德公开宣布“诱惑理论”大约仅仅九个月后，由于理论遭到了怀疑激发他改变他的想法。他关心的是这个理论暗示了他自己的父亲，并且他担心他会因为暗示儿童性虐待是普遍存在的而受到谴责。从“小孩性虐待是普遍的”到“不，不是”这一改变可能严重损害了也许的确有成千上万的儿童遭受性虐待的可信度。他们认为童年创伤性经验来自认知错误。

今天，马森指控的影响性减少了，因为大家已经广泛接受了弗洛伊德早期的患者实际上没有告诉弗洛伊德任何可以解释为“虐待故事”的事情。要么是弗洛伊德对患者告诉他的事情研究得太深，要么是弗洛伊德暗示他们得出他认为的所谓诱惑的确切陈述。关于后者，鲍威尔和博尔从弗洛伊德自己的作品中找到了证据，即强迫患者接受他们被虐待的暗示：一个患者被认为“不诚实”，另外一个患者被威胁要把他赶出去，其他的人据说因为抵制弗洛伊德暗示他们受到了虐待而遭受作用于他们头上的压力。

这压力如此之大以致患者有时发表这样的评论，“现在我想起一些事情了，但是显而易见是你［弗洛伊德］把它放进了我的大脑”。最后，他们引用了很多年后弗洛伊德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似乎承认他的罪过，即将诱惑情节强加给他早期的患者。“。·····也许我把自己的［诱惑记忆］强加给了他们”。很明显弗洛伊德向患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对他们心理问题原因的建议并没有随着诱惑理论的放弃而终止。

人们可能想知道，“错误的记忆”能否真的被移植进人人们的头脑使他们开始相信某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实际上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没有以进入、存在于记忆中的方式发生？起初，洛夫特斯有关错误的记忆能够被成功地移植的研究受到严重的批评。

然而最近的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她一直是对的：记忆能被改变，容易与其他的事件相混淆，甚至可能创造出从未发生过的记忆。我们对某一事件的回忆会受到该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尤其如果是一个相似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试图回忆的事件之后。

如果在一个晚会上凯特（Kate）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同样的朋友玛格丽特在同一个晚会上说了类似的事情，我们就有可能混淆了内容的来源：我们可能会把玛格丽特对我们说的都归到凯特身上。如果你是一个抢劫事件的目击者并且事后被要求回忆你看到的，在真实抢劫之后你从警官播放的电视抢劫篇中看到的细节，可能会闯人你的回忆。如果真正的抢劫者是高个，电视播放的抢劫者是矮个，你可能向警官汇报，真正的抢劫者是“矮个”。

但是有关未经证实的童年性事件的暗示会怎样呢，如弗洛伊德被指控对他的来访者所做的暗示（如，杜拉）？科学研究中的目击事件（类似于真正的抢劫）和随后的事件（类似于电视抢劫）通常是同类事情（抢劫），而治疗的背景与所谓的虐待背景是不同的。一个特定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能够影响对该事件的回忆吗，即使随后的事件是不同的？

艾伦和林赛报告的初步证据支持了肯定的答案。最近的研究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支持。林赛、艾伦、陈和达尔研究表明，一个事件错误记忆的发生是原始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与原始事件相同、相似和差异甚远的随后事件的结果。一个人目击一个事件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也不管与发生的目击事件是否相似或不同，都能导致关于一个事件的错误记忆。

因而，治疗师对一个成年患者的暗示能够使患者伪造对童年事件的回忆。

总而言之，认为现代的治疗师甚至也可能暗示他们的患者其问题的来源是童年期遭受的性虐待，即使没有虐待发生，他们的患者也可能会把虐待混入他们的童年记忆，这种情况似乎是可能的。是弗洛伊德影响了这些所谓的“恢复记忆”的治疗家吗？我想是的。首先，弗洛伊德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一个人过去的伤害是当前问题的“原因”，并且解决的办法是挖掘可怕的过去并再次体验与之相关的情绪与想法。

但这些假设来自什么地方呢，是弗洛伊德和其他人的科学研究或至少是系统的观察？答案几乎肯定是“不”。

弗洛伊德没有报告这样的研究或观察。相反，他的基本假设通过布洛伊尔来自安娜O,虽然他把它归于布洛伊尔和让内。其次，它又从当时的民间传说中获得。无论如何，现代证据表明，挖掘过去的伤痛可能是无益的甚或是有害的。

此外，还有其他的证据表明，相信“恢复的记忆”是真正的记忆的现代治疗家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首先，他们在治疗过程中诱导患者恢复记忆可能用了很多弗洛伊德曾用过的同样的暗示技术（如，催眠）。第二，他们使用的一些压力技术似乎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的：他们像弗洛伊德一样，坚持尝试着说服患者他们在童年期受到了虐待，直到患者呈现出虐待记忆。

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患者中至少有一个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一次童年经历，但弗洛伊德坚持说这次经历已经受到压抑（Macmillan,1997）。第三，他们似乎显示出与弗洛伊德一样令人吃惊的态度：某些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和记忆恢复治疗家继承了弗洛伊德的部分遗产，即只要恢复的内容被认为有治疗价值，他们就倾向于漠视在治疗中揭示的东西的真实价值。

很明显，这些“恢复记忆”的治疗家们分享着弗洛伊德的信条，即童年期的精神创伤是当前问题的原因，解决的方案是回忆和再次体验这个创伤。也许对后面论及的更多“此时此地”的理论的探讨会使你相信弗洛伊德的“挖掘过去”的假说未必是一个好的假说，而且事实上可能是有害的。最好是让“睡着的狗撒谎”。试图回忆过去可能发生或可能实际上没发生过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怖或使那些真正发生过的恐惧甚至比实际的看上去更糟糕。

注意一句话：“错误记忆”能够相对容易地植人人们的心中，这一点在某些方面仍然存有争议。关于这一争议的完美处理在佩兹德克和班克斯（Pezdek &Banks,1996）的书中可以看到。如果你对由于恢复记忆活动造成的真实生活的损害的主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彭德格拉斯特的研究。

比马森和鲍威尔／博尔的研究甚至更受人谴责的是埃斯特森在他颇有吸引力的《诱惑的幻想》一书中的论点，即是弗洛伊德“改变了他的心灵”还是植入了暗示都没有实际意义。并不存在可解释为虐待经历的早期患者的叙述，只是弗洛伊德企图强迫患者去接受他的预先构想的分析性重建。

埃斯特森通过显示弗洛伊德早期的“诱惑”病例与他在多年以后出版的作品中描写的不一致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首先，当弗洛伊德在1925年写到俄狄浦斯情结时，他要么是遭受了严重的记忆损失导致他的能力应该受到质疑，要么他就是不真诚的。在这以后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写了父亲诱惑女儿的早期病例，而事实上他的早期作品表明最有可能“受谴责”的是兄弟或非亲属，而不是父亲。

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宣称自己不再着迷于有关诱惑的观点，他指出“父亲···应该受到指控”，但不是任何一个父亲都在接受指控。那时以及后来他肯定知道，多数具有虐待性倾向的父亲，无论是早期病例的当事人还是1925年他声称幻想的，都不存在。其次，埃斯特森认为，在治疗中无论患者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无论发生什么，弗洛伊德通常虚构一种适合其现行理论的解释。

埃斯特森写道，弗洛伊德喜爱并经常使用类比来支持他的理论，但这些建构的类比经常是错误的。比如，他使用一个类比来暗示精神分析学家可以忽视患者明显的证言而采用其他的“证据”。他写道，一个医生能够看出患者的症状并确定患者的失调，无论患者说什么。通过类比，精神分析学家能够看到患者的症状并判断他（她）儿童期受到的精神创伤，不管患者说什么。

埃斯特森在这样一种“推理”路线中看到了一种严重的与科学规范的背离。弗洛伊德假定他的理论是有效的，然后通过在他的理论措述与他强加给患者的之间创造一种契合来“收集证据”。

尽管患者的陈述似乎是精神分析解释的重要基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患者在治疗中的明确表述往往受到忽视，这点可以从弗洛伊德的自白中看到，弗洛伊德承认患者经常顽固地拒绝接受他对患者话语的解释。

如果说埃斯特森（Esterson,1993）的批评是一个逻辑学家对弗洛伊德思想中不合逻辑部分的论述，那么，麦克米兰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就像他委婉地所说的，是对弗洛伊德及其所有思想的先发制人式的打击。麦克米兰厚重的著作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归结还原为原子弹爆炸后矗立的一个被摧毁的所剩无几的建筑物（Crew,1996）。他用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表明在详细的审查下，这位“大师的”观点很少有能够站得住脚的。

显而易见，无法给麦克米兰的书提供一个合理的总结，但是我能给出几个他责备弗洛伊德的完整例子。

麦克米兰在好几处指出弗洛伊德犯了同义反复或循环推理的过错：观察产生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又被用来解释这种观察。比如，一个歇斯底里的人的痉挛可以产生一个潜意识动机理论，然后这个理论用来解释痉挛。麦克米兰还责备弗洛伊德经常自相矛盾。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认为初级过程和与此相关的压抑机制阻碍结构性思想的发展和存储。然而对梦和症状——可能是压抑性焦虑的结果——的分析，向弗洛伊德揭示了结构完整、有组织的但是潜意识的思想。

相关知识

儿童发展心理学
心理学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四大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科普）
从心理学角度理解压力：症状和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谈减肥
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有新方法 睡眠中除痛苦记忆
从社会角度看形体美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
什么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深度对话：从心理角度看待自我及人际沟通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网址: 从心理学角度看，童年创伤性经验来自外界“记忆植入” https://www.trfsz.com/newsview423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