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关爱和发展

家住天津和平区闹市的姚娟美今年42岁。八年前，她生下了儿子圣圣。不幸的是，不久孩子被确诊为脑瘫(又称先天愚)。在四处求医无门后，姚娟美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工作。她和孩子常年呆在家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如此，孩子的不幸使她对任何上门来访者都心存疑虑，对劝业场街华联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陈卫生也不例外。但出乎姚娟美意料的是，2001年9月陈卫生的来访竟然使她对生活重又燃起了希望。

陈卫生此次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天津和平区和河西区开展的早期儿童关爱和发展项目（ECCD）的基础调查访谈员到残疾儿童家庭进行访谈。在几次访问都被拒之门外后，陈卫生仍然不放弃，隔着门缝苦口婆心地规劝姚娟美要面对生活。最终在第8次登门时敲开了姚家的大门。

如今，姚娟美称陈卫生“像天上派来的天使一样”，是她家的“救星”。她说，如果没有陈卫生的指导，她就不会知道天津还有个教育和训练残疾儿童的培育学校。

她说：“我在那里(培育学校)看到类似圣圣病情的孩子能自己坐着吃饭，捡饭粒，喊爸爸、妈妈，特别感动”。从那以后，这位母亲天天用自行车推着孩子去培育学校进行针灸治疗和训练。仅仅一个月的训练就给圣圣带来明显的变化。“他现在比以前活跃了，特别是在家里有客人时。如果到了例行训练的时候还没去，他就不愿意，还会哭闹。现在我能感到他的腿部也有力量了”，姚娟美说的时候仍然掩饰不住激动和兴奋。

“过去，我整天把他放在床上，不让他下地乱跑，怕他碰着炉子。孩子不出门，所以肌肉很松弛”。她还十分后悔，说是自己耽误了孩子。

训练后圣圣的进步又让母亲看到了希望。现在，姚娟美梦想孩子能自理，当然，如果能自食其力就更好了。

去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早期儿童关爱与发展项目对天津市和平区与河西区的1万人进行了基线调查。结果显示：残疾人占样本比例为2%。参与调查的天津市儿童保健所专家李义民医生说，天津市有41万0-6岁的儿童，若按2%的比例推算，天津约有8000多患有各种残疾的儿童。他说：“这个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尤其是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农村儿童。”

4个月后，该项目对30户有残疾儿童的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内容涉及残疾儿童受到的教育、家庭组成、卫生状况及家庭基本需求等。此次调查发现，73.3%的残疾孩子正在专业机构接受康复训练，但从教育方面看，只有28.9%的孩子受到了早期教育和激励。

“可以说，这些孩子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早在母亲孕期就已发生，因为孩子在母体内，母亲享受的卫生保健比一般人差很多，孕妇的心情和营养保证也有差距。因此，这些孩子在成长早期应受到和无残疾孩子同样的激励和照料。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他们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受到平等对待，”李医生说。他认为，社区应制定对策，早期发现和筛查出残疾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管理。

而这正是2001年－200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天津项目的目标。该项目的宗旨是提高0-6岁儿童的家长及看护者的科学养育水平，在社区内开展各种针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非正规活动，尤其要关注残疾儿童及来自贫困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儿童。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人口约2000万。据调查，我国智力低下儿童发生率为1.07%。由此推算，在全国3亿儿童中，约有300万弱智儿童。对这些孩子，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样无药可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茅于燕于1986年开办了北京新运弱智儿童养育院，对弱智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和训练，16年来，效果显著。

她说:“如果在6岁以前加强训练，大约80%的弱智儿童会得到很大改善”。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残疾十分自责，有的还觉得(有个残疾孩子)很丢脸，进而自我封闭。因此，于教授主张：教育孩子，首先要教育家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天津的项目区有一个家庭在入户调查时被发展他们2个月的婴儿有听力障碍。明确诊断后，家里为孩子配置了助听器，并得到了针对性的康复指导。目前孩子已长到10个月，除听力以外，其他方面皆发育良好。

李义民医生认为：头脑清醒的、有知识的家长如果能早发现孩子的残疾并寻求帮助，残疾就会减轻。如果缺少专业帮助，依托家庭和社区的训练、激励和早期教育活动对残疾儿童的成长同样重要。他信心十足地表示：“75%的轻度残疾的孩子能够进入早期教育机构，和其他孩子共同享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学前教育处处长高来喜认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早期关爱与发展项目对天津是“新的挑战”。

过去，我国的早期儿童关爱主要针对幼儿园里的3至6岁儿童，这样在全国各地(包括天津)，除了祖辈代代相传的育儿经验外，公众广泛缺少照料3岁以下儿童的相关知识和设施。据高来喜介绍，尽管天津从1995年开始就将儿童早期教育当作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之一，但这种教育也是以3至6岁儿童为主要对象。而正在进行的儿基会项目则不仅仅关注教育，同时还覆盖卫生、营养、健康、早期激励、心理和认识发展等涉及儿童早期发展的各个方面。

“妇联、居委会、教委、卫生局、幼儿园、残疾人联合会、家长、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所有相关部门都被动员起来共享儿童早期发展资源。”

据天津市教委的统计：到2001年，该市3至6岁幼儿的入园(幼儿园)率达到84%；而3岁以下的婴幼儿只有4.4%进入早期教育机构，绝大部分婴幼儿主要由祖辈、母亲或保姆看护，而这些看护人并不具有科学的育儿知识和技能。

不仅如此，伴随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流动人口的阶层。这些远离家乡到城市里打工的青壮年不少身边都带着幼小的孩子，但大多都苦于没有时间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照料。因此，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市场里，人们不难看见一个个留着鼻涕、哭叫着而又没人看管的小脏脸。

还有城市里的贫困家庭，有的因家中有一、两个残疾儿童或因工厂效益差被迫下岗而生活拮据。这些家庭的家长不少只受到有限的教育，而今又因经济困难承担不了孩子进入早期教育机构的费用。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李季湄认为，“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0至3岁孩子更多的是在家庭里抚养。社区内应创造环境指导家长更好地养育孩子。”

在天津，一些洞察市场的幼儿园曾率先对附近的居民打开了大门，期望能吸引他们的孩子入园。但直到儿基会的项目开始之后，儿童早期教育指导方针的变化才开始真正深入人心。

天津河西区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淑兰说：“过去我们只是关门办园，做好自己的事。如今，我们意识到家庭教育的独特价值，开始与家长互动，而不是只让家长被动地配合幼儿园。”

现在，河西一幼与家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邀请他们参与孩子的教育，甚至幼儿园的管理。

“我们有家长联系册，开办了家长学校，定期出教育专刊并通过街道下发给孩子的家长。我们希望将我们的专长(早期教育)辐射到社区”刘园长说。一幼除了每周向本园孩子的家长及社区内其他家长提供信息外，还特设了一间图书室供园内外孩子及家长借阅使用。

这位多年从事儿童教育的特级教师认为：“儿童早期教育应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给予教育。而家长意识的提高能提升国家早期教育的质量。我们(幼儿园)有责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让更多的人享用这个资源。”

目前，天津很多幼儿园都设立了资源中心供社区内0至6岁的孩子入园活动、用餐、读书和游戏。“每周四，孩子知道要来幼儿园就特高兴，”从湖南来天津的马令平说。她的一岁半的孩子特别愿意在和平区第十三幼儿园和别的孩子及志愿者老师一起玩。

卫生部门一直拥有自成一体的保健网络。现在天津的这个网络也和社区一起确保6岁以下的孩子通通入网，可谓“一个也不能少”。用河西区卫生局妇幼科科长曹淑华的话说,“一旦确诊有残疾，我们就要干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早期儿童关爱和发展项目（2001年－2005年）在天津、广州、青岛、沈阳4个东部城市及贵州、甘肃、宁夏、内蒙古、广西和四川5个西部省份同时开展。今年，该项目将着重于对看护者、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培训。对残疾儿童的干预策略也将具体实施。

“我们将充分利用社区的丰富资源满足不同家长的需要，为社区内每个孩子提供教育的机会。”天津市教委的高来喜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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