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验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启示——罗斯高(Scott Rozelle)与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问答录

【编者按】2018年11月17日，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教授在西安召开的“2018年儿童早期发展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政要和顶尖学者。赫克曼教授就儿童早期发展(ECD)质量对生活在贫困和富裕社区的婴幼儿的重要性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概述。他在演讲中阐明儿童早期发展质量对一个人的童年及其终生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性结果都有重大影响。高质量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特别强调了儿童早期发展的经济学意义，认为政府投资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其社会回报率非常高。赫克曼教授借鉴了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包括他自己以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演讲结束后，他与会议组织团队进行了座谈，回答了关于他的研究以及其他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近期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问答阶段的总目标是总结儿童早期发展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决策者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赫克曼教授尝试从国际文献中为中国案例提供经验与启示。与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的问答，由罗斯高(Scott Rozelle)教授主要负责。问答后附有对“赫克曼曲线”的简要述评。

詹姆斯·赫克曼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杰出经济学教授，也是人力资本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他于1965年在科罗拉多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7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赫克曼是美国国家科学院、计量经济学会、劳动经济学学会和美国统计协会的成员，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会的会士(Fellow)。

问：对于美国，你说“出生于何种家庭本是偶然事件，如今却成为了美国社会种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那么你认为这个说法是否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答：尽管我不是中国研究专家，但是我相信这可能同样适用于中国。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源于美国社会分化为高技能人群和缺乏基本谋生技能的人群，而这种分化根源于人们童年的经历。出生于较差环境的孩子，通常面对更高的风险，他们因为缺乏获得足够高工资的技能，从而更容易受到譬如疾病、早孕和犯罪问题的困扰。在美国，我们生活在一个“出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的社会中。对于中国，我知道当今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在收入分布上也很不均衡。众所周知，出生在处于弱势环境的特定社会阶层的人，比如那些出生在农村、移民社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如果他们面临着更大的缺乏技能的风险，那么，在中国出生也可以说是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出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然而，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决定孩子命运的是父母的养育质量，而不是收入本身。

问：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大多数儿童注定会发育迟缓，并注定要过一种缺乏技能的生活吗?

答：绝对不是。有了明智的社会政策，就有可能阻止拥有技能的人群和缺乏技能的人群之间的两极分化，当然，不是任何政策都是足够的。相关政策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并需要仔细评估不同方法的成本和效益。

问：基于研究的证据能为中国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哪些经验?

答：简而言之，我可以从科学研究中总结出三大经验，它们可以用来指导如何制定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新社会政策。首先，人生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认知能力，换句话说，想要在生活中成功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智商。事实上，非认知能力，包括身体、心理健康，以及许多其他特征(如耐心、专注、自信、坚韧和其他社会情感品质)，也是必要的。所以，简而言之，一个人要想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他或她需要同时拥有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其次，我认为无论怎么强调幼儿时期在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不为过。鉴于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家庭环境在幼儿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从研究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庭生活的质量是决定一个孩子是处于有利地位还是不利地位的首要因素。而父母人数、家庭收入和财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只占次要地位。因此，即使一个孩子出生在贫穷的家庭，父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可以在一个高质量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完全可以拥有正常、充实和成功的人生。

第三，注重早期干预的公共政策可以改善弱势儿童的生活。优势和弱势不仅仅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大量实验证据表明，如果家庭从改善家庭环境的项目中获得帮助，这对他们的孩子的影响是积极且持久的。我知道，中国也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政策对支持家庭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努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在您看来，如果政府或基金会支持贫困家庭儿童的早期发展，那么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观察到哪些结果的改变?

答：实验研究和非实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缺乏支持性的家庭环境与童年和成人期的不良结果相关。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早期干预可以改善认知和非认知结果。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些项目被证明与更好的学业成绩、减少犯罪、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青少年的社会问题有关。

问：很明显，儿童早期干预在促进儿童期和成人期的更好的结果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是否可能等到儿童更大时才开始干预呢?

答：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清楚。早期干预比后期干预对成年期的经济和社会的成功的影响要大得多。事实上，早期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后期干预。没有一种干预比幼儿时期的干预有更高的回报。我最有力的论点之一是:技能造就技能，动力生成动力。

问: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有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吗?

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在0-3岁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许多欧洲国家在脆弱社区的儿童早期发展方面投入了更多资金。在中等收入国家，也有一些大力推动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巴西政府承诺为全国性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提供大量资金的保证，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来资助和推广这个项目。美洲开发银行正在帮助许多国家制定有效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我听说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方式，我认为中国应该非常重视这一点，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问：为什么中国应该促进幼儿教育?

答：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迅速。我意识到中国在未来几年一定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完全发达的国家。随着不断的发展，中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上升。在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高工资、高技能的经济浪潮中，那些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将面临许多困难。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为所有家庭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支持，使他们知道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家庭环境。

问：一个好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是一个主要关注提高儿童认知能力的项目吗？如果我们的孩子在认知测试中取得好成绩，这就足够了吗？

答：不是的。新的文献证实了一个观点(我们大多数人会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人生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一个人的智商水平，良好的认知能力很重要，然而，这是不够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动机、创造力、计划未来的意愿和能力以及稳定的社会情绪能力等特质会对收入、就业、大学入学率、参与高风险活动、遵循健康规则和参与犯罪等产生影响。事实上，任何一种能力——认知能力或非认知能力——增加1%，都会对许多不同的童年和人生结果产生相同的影响。

问：学校教育是否可以缩小儿童在不同教育时期表现出来的能力差距？

答：事实上，研究表明，一旦认知或者社会情感技能出现缺口，学校在缩小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会很小。简而言之，差距一旦形成，便会持续下去。反之亦然。在美国，学校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尽管教育不平等，但在造成考试成绩差距方面，它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很小，而早期形成的差距会在后期的生活经历中被保留或强化。

问：但是，这些持久存在的差距不正是基因差异的产物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怀疑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有效性吗？

答：基因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验研究显示，家庭环境——即婴幼儿时期的营养和接受到的互动式育儿和刺激的数量——即便没有更重要，也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一些新的研究正在向我们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实际上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形式。因此，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对儿童有两种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这个被称为“表观遗传学”的研究领域还很年轻，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这项研究的主旨很明确：结果的纯粹遗传学论断是不正确的，且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基因在解释弱势儿童成年后的结果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比它在解释优势儿童的结果方面的作用要小得多。要使基因在影响成人结果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环境必须要足够丰富，这就像花朵很难在戈壁沙滩绽放一样。

问：那么政府为什么应该重视这一点？

答：在美国，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家庭因素在解释个人能力差距方面的重要性，还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儿童出生在弱势家庭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正在出现。由于在弱势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没有得到大部分富裕家庭或职业家庭孩子所享受到的大量资源，巨大且持久的不平等正以前所未有的比率产生，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中国的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异，特别是城乡之间。父母在外务工并由亲戚照养孩子的家庭和父母在家照养孩子的家庭之间存在差异，不同民族的个体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问：您简要提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您认为有哪些国际经验是中国学界需要了解的？

答：越来越多的社会学文献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即不同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面临着所谓的“命运岔路”。在职业家庭和中上层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往往接受着高水平的家庭支持和刺激。对于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来说，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最明显的差异之一是双亲都住在家里并共同抚养孩子的完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和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文献记载了这些孩子在环境的丰富性和后续结果方面的显著差异。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农村)的情况尤其是许多父母双方都离开了村子由亲戚抚养婴幼儿的情况，可能是导致能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祖母不爱她的孙子。但是，这同样也是资源和能力的问题。如果替代看护人独自一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精力较差，而且更容易患抑郁症，那么，理所当然，孩子成长的环境可能会不够丰富。

问：关于“命运岔路”，我们是否能做些什么？

答：是的！几项重大实验表明，在早期来丰富弱势儿童的家庭环境可以显著提高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佩里学前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和启蒙项目(Abecedarian Project)。它们都采用随机分配，并持续跟踪这些孩子直到他们成年。相比于控制组，两个项目均显示出一致的干预组获得成功的模式。在项目所能追踪到的最大年龄的成员里(佩里学前项目持续追踪到他们40岁，启蒙项目也追踪到他们30岁)，接受干预的个人与控制组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测试成绩、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少需要特殊教育、更高的工资、更高可能性拥有自己的家、更低可能性去领福利或被监禁。其他研究也一致支持这些发现。这些文献表明，早期干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模式下成功实施。

问：那么一个成功的早期干预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早期干预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模式。佩里学前项目包括工作日上午每天2.5小时的课堂教学，以及工作日下午教师进行的每周一次的90分钟的家访。课程设计适合儿童的年龄和能力，强调以培养非认知能力为重点的儿童自发性活动。一个学前班持续30周。启蒙项目强度更高，它强调全年全天的干预，从婴儿期一直持续到孩子8岁(3年级)。除了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课程外，该项目还为父母提供社会服务援助，比如帮助寻找工作或接送孩子去约定的地点。成功项目的本质是增强父母的养育能力。

问：听起来这些项目的强度都很大。为什么不能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自由发展，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再进行干预？

答：早期干预听起来可能很有强度，但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有意义的。佩里学前项目测算的回报率(每美元成本的年回报率)为7-10%，这比二战结束到2008年期间股市5.8%的回报率还要高!

后期干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早期生活的质量。所谓技能造就技能，能力培养能力。早期对于认知、社会情感能力的把握可使后期的学习更富有成效。大多数的成人教育项目——不管是职业培训、成人扫盲服务，还是罪犯改造计划——都相当一致地产生很低的经济收益。与早期干预项目不同，后期的干预并没有逆转由早期较差的家庭环境而导致的伤害。

问：中国很大，哪些孩子需要接受早期干预项目？

答：儿童早期项目回报率最高的是那些在早期没有得到父母大量投资的弱势儿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家庭贫穷或没有受过教育。养育子女的质量才是更重要的稀缺资源。应努力更好地衡量和确定家庭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以便实现更准确的目标。我在中国看到的证据表明，在很多省份的农村地区，父母的养育能力都比较欠缺，一个好的项目应该从这里开始。

问：什么类型的干预项目会更成功？

答：家访项目有助于在家庭环境中创造一个永久的变化。那些塑造性格和动机而不是只专注于认知和书本学习的项目，似乎是最有效的。

问：儿童早期干预如何与中国的脱贫目标相结合？

答：脱贫需要综合考虑收入再分配(从富人到穷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或增加社会流动性。儿童早期干预解决了以上所有问题。在促进社会包容、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资源的预先分配——改善弱势儿童的生活——已被证明比简单的收入再分配有效得多。儿童早期干预项目既公平又经济有效，而且已被证明从长期来看能够带来更好的教育和经济成果。据我所知，这是提高经济生产率最容易、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附：赫克曼曲线与赫克曼儿童早期发展学术思想的简要述评

1.赫克曼曲线——儿童早期教育的经济效益

图 1为赫克曼曲线，它显示了对弱势儿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社会回报率。这个下降的曲线显示，最高的经济回报率来自于对弱势儿童的早期投资。这个曲线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往往在生命后期的人力资本发展中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比如传统的公共政策框架下的后期干预强调提高师生比、提供公共职业培训、推行罪犯改造计划、实施成人扫盲教育、对学费进行补贴以及提高警力的投入，然而这往往为时已晚，无法提供巨大的个人和社会价值(Hekckman, 2013)。赫克曼曲线显示了早期投资的经济效益，早期投资能极大提升后期干预的效果——技能造就技能、动力生成动力，从而使更多的儿童获得成功和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并减少社会补救性的支出。

佩里学前教育项目的估计收益率(每一美元投入的年度回报)为7-10%，高于从二战结束直至2008年的5.8%的股市回报率(Heckman, et al., 2010)。

2.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主要学术思想

赫克曼教授与不同领域专家共同进行了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研究表明：

(1) 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都是成功的关键。人生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认知能力。身心健康、毅力、专注力、自我激励、自信心、社交能力、情绪管理等非认知能力，以及健康，同样至关重要(Heckman & Corbin, 2016)。

(2) 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其幼儿阶段就已经开始发展，而其发展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Carneiro & Heckman，2003)。

(3) 技能造就技能，动力生成动力。对弱势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将产生最大的回报。

所有能力都建立在较早开发的能力的基础上。这一原则源于两个学习的本质：(a)早期学习赋予价值获得技能，从而导致自我强化学习的动机；(b)早期掌握一系列认知、社会和情感能力使以后的学习更加高效, 因此更容易继续(Heckman, 2010)。

弱势家庭最不可能拥有经济和社会资源为孩子提供成功的早期发展刺激，为其孩子提供未来在中小学、大学、职业和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基本机会。早期人力资本的失败将制造昂贵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实验证据表明，注重早期干预的公共政策可以改善弱势儿童的生活，有助于发展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有助于儿童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从而降低犯罪率、提高工作能力等(Heckma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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