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与“韧性”：记者如何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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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NiemanReports，作者为RICKI MORELL，由腾讯媒体研究院编译。

5月31日，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后，警察们在华盛顿特区白宫前的抗议活动中向前冲锋。Samuel Corum/华盖创意AFP

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视频中目睹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之后，朋友和同事开始联络萨拉·格洛弗（Sarah Glover）。黑人记者们感到很受伤，他们需要换位思考和解决方案，并且试图弄清楚如何处理他们的个人感受和职业角色。NBC社交媒体策略经理、美国黑人新闻工作者协会前主席格洛弗说：“我早上醒来，并思考：‘这些人正处于困境中，我能提供什么帮助？”

四天之内，在罗莎琳·卡特精神健康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高级副主任卡里·科巴姆(Kari Cobham)的帮助下，她安排并公布了一次两小时跟心理健康有关的会议。在周日下午活动开始前48小时，格洛弗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宣传单，并预估在这么短的宣传期内可能会吸引10个人参加活动。结果，107人注册了，45人全程参与了整个会议，该会议也由社交媒体编辑和数字记者Facebook小组主办。格洛弗说，“这确实表明，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记者，每个人都有必要处理这些（心理）问题。”

三位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一位精神病学家、一位临床社会工作者和一位满意度学者——提供了自我护理建议和关于自我价值的积极信息：温柔对待自己、学会感恩、珍惜友谊。如果这个建议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亚特兰大精神病学家萨拉·Y·文森说过的一句：“允许自己做个普通人。”策略可以是远离大新闻，休整一天，或者只是发誓上床睡觉时把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放在另一个房间。

在一个不堪重负、人手不足、受到因政治分歧带来诋毁的行业里，记者们满腔热情地报道混乱和危险的新闻精神被倦怠和创伤破坏了。那些视工作为一种使命的人，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承认遭遇心理健康挑战是一种耻辱。比起在心理治疗师办公室解决问题，他们更喜欢下班后在酒吧里忘掉烦恼。

但是，新一代的记者可能正在寻求变革。美国大学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千禧一代比前几代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更愿意谈论他们的困境。此外，一系列创伤性事件的共同作用，包括全球性流行病、经济衰退形势下新闻行业的财务危机，以及警察暴力的泛滥，使得人们觉得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

关于新闻业创伤的研究大约在20年前开始盛行。它通常关注的是在全球热点地区和战区工作的前线记者及摄影师受创伤后的压力，以及在经历恐怖、恐惧或极端暴力后出现的心理症状。但是，最近这些发生在美国的令人深感不安的事件，让人们急切地意识到要加快弄清是什么构成了记者心理健康挑战这一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的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为报道和经历创伤的记者提供资源的中心，该中心的执行主任布鲁斯·夏皮罗（Bruce Shapiro）说:“我们确实同时面临着三种相互关联的影响心理健康的危机。”

报道全球性流行病本身就可能影响到记者个人的身体健康，现在他们还面临着报道抗议活动的额外压力，因为在抗议活动中，记者和摄影师会因工作而遭到袭击和逮捕。对黑人记者来说，这些压力因素被一场突发的抗议活动放大了——一名名为弗洛伊德(Floyd)的黑人死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白人警察手中，后者现在被指控谋杀。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2020年家庭意向调查》(2020 Household Pulse Survey)结果显示，在弗洛伊德被杀后的一周内，非裔美国人的焦虑和抑郁率从36%上升到41%。Floyd的死也引发了对其他黑人被杀事件的重新审视，包括在南乔治亚州慢跑时被枪杀的Ahmaud Arbery，以及在路易斯维尔公寓的床上被警察击毙的Breonna Taylor。

这些事件暴露了社会的种族问题，甚至包括在新闻编辑室里，有色人种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公开宣扬种族主义，有争议的编辑决策最终导致了《纽约时报》、《费城问询报》和《匹兹堡邮报》的高层辞职和混乱局面。

梅纳德新闻教育研究所的联席执行主任马丁·G·雷诺兹(Martin G. Reynolds)说，对于黑人记者和其他有色人种记者来说，绝大多数人是白人的新闻编辑室感觉像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并且可能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

皮尤研究中心对2016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77%的新闻编辑部员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而在所有行业，这项数据的比例为65%。精神病专家文森（Vinson）说，在这种环境下，有色人种记者面临着人际关系不断转换带来的心理疲劳，或者感觉自己必须融入主流的白人文化。她说，他们可能还会面临“冒充者综合症”的秘密耻辱，觉得自己不应得到这份工作，即使他们升到了管理层，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没人会听。

雷诺兹（Reynolds）说，几十年来这些影响对黑人记者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被期望在一个中产阶级男性白人编辑的注视下创作新闻。这不但会造成压力，也会带来对一个人观点的不断质疑。”

夏皮罗说，对于报道Covid-19流行病及其后果的所有记者来说，典型的挑战是长时间的疲劳和持续的压力。记者在报道过程中面临着接触到病毒的直接担忧，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街上。此外，办公场所被封锁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远程在家工作，同时兼顾生活琐事和职业让人筋疲力尽。

急剧放大的疲劳是真实的情况。在家教育孩子的疲劳，对老年亲人生病的担忧，以及在流行病中购买物资的困境。记者也受到了经济停摆的影响。在原本已经面临严重财务压力的新闻行业，广告收入的损失导致新闻行业裁员或让员工休假。骨干员工的工作任务不仅更重，还要担心自己的饭碗是否不保。再加上不清楚这一切何时结束，这就成了酝酿专家所说“预期创伤”的完美环境。

凯瑟琳·波特菲尔德(Katherine Porterfield)说，“这会是一种无限期的混乱。”她是一名训练记者的临床心理学家，同时也在贝尔维尤/纽约大学“酷刑幸存者”项目工作。事实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样可怕或更可怕，这真的很让人焦虑。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5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41%的受访员工说，他们感到工作太累了，另有23%的人说，由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们感到抑郁。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3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5%的美国成人认为新冠病毒正在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

正如其他的产业一样，新闻机构正在通过增加更多的员工支持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彭博新闻社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约2700名记者和分析人员，现提供诸如“韧性的训练”及“日常模拟冥想”系列等健康援助。彭博新闻社将通过员工援助项目持续不断地提供咨询服务。

此外，记者辛赛娅•库恩斯于2019年11月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工作中谈论心理健康的耻辱的文章，并于今年春季帮助主持了一次内部小组讨论。

这次小组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日常工作中被孤立、压力、迷茫等消极变化，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参与了讨论。来自中国的一位记者说道，面对这种形势，应拨开病毒的迷雾，探究事物的真相，没有什么比这更加使她安心了。来自香港的一位员工说，她自己制定了一个“理性计划表”，以确保她每天做事有条不紊。在纽约市的皇后区，一位年轻母亲说，她拼命工作只为在生存艰难的时候，生活能最大程度地馈赠她应得的“恩赐”。

3月份，美国知名媒体——Axios对所有员工都进行了调查，以评估他们的生活需求。Axios大约雇用了60位新闻工作者，其中半数以上都在30岁以下。该公司开始着手于每一位员工一对一的健康状况检查，以及一周一次的“意向”调研。保持边界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理想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除此以外，该公司每月还增加了一天“心灵健康日”的假期。通过Talkspace上传文章、音频、视频等心灵疗伤课程，扩展了线上现存的资源。而获得的调查反馈使得公司与员工开展深刻的交流，进而展开一系列的相关措施，如每月发放100美金的通勤补贴，并设立“家庭基金”为那些有需要的员工提供经济援助。

Axios的一位商业记者——艾瑞卡•潘迪就从这份额外福利中受益良多。她今年25岁，疫情爆发的前几周，她刚刚从华盛顿搬离，目前定居在布鲁克林的一所新公寓里。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的私人健康检查、华盛顿前同事提供的文章共享网络、生活不如意时编辑好友的无私支持，这一切她都满怀感激。例如，当她没有构思好文章的结尾时，她只需要告知她的编辑，编辑会和她共同商量，并放宽几小时来完成。

对于报道抗议活动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在大街上被捕或遭到袭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心灵创伤。备受瞩目的案件有很多，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奥马尔•希门尼斯在直播中被带上手铐；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的阿里·维尔希被橡皮子弹击中；自由摄影师琳达•蒂拉多被橡皮子弹击中后，导致左眼失明。

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市中心，摄影师亚当•凯恩斯被一种木质的圆形子弹击中，子弹发射后从地面弹起并击中了他的腿。哥伦布快讯派遣凯恩斯报道抗议活动。当时，警察在十点前一刻钟左右开始发射橡胶和木制子弹，混乱持续了一整晚。

“在凯恩斯被木质子弹击中前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名警官将他的大口径枪对准了凯恩斯，”哥伦布快讯的编辑艾伦•米勒在6月2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

子弹打落了他的防护镜，从他的耳边和脸颊擦过，在他的眼睛周围留下了一道的伤痕。事故发生后，米勒让他赶紧去看医生，但是，本着作为摄影师的勇为，对于脸颊的伤口，他故作淡定，轻描淡写。第二天晚上，凯恩斯就出来在街上工作了，他说：“其实没那么严重。”

2020年5月31日，俄亥俄州哥伦布警方为驱散市中心抗议人群发射非致命炮弹，其中一枚击中了摄影师亚当·凯恩斯（Adam Cairns）。亚当·凯恩斯/哥伦布快报

然而当他走上街头时，凯恩斯仍然在焦虑如何平衡个人安全与拍摄出有影响力的照片。他还经常给妻子发短信，以缓解她的担忧。

米勒的妻子和女儿为他制作了口罩，供他外出报道抗议活动时佩戴。这是编辑室员工从家庭交流中带来勇气的象征。

米勒说，他理解凯恩斯回去工作的原因，他也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包括坚持让员工组队行动，必要时可找报社的两名保安协助。为了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米勒经常通过电话与工作人员联系，利用新闻编辑室zoom视频会议和谷歌视频群聊进行沟通，不仅讨论新闻创意，也看看每个人的进展如何。

安娜·莫蒂默(Anna Mortimer)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曾任《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她治疗那些目睹过可怕事件的人，比如挖掘乱葬岗。莫蒂默的父亲是一名英国战地记者，1989年在萨尔瓦多被杀害，莫蒂默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心灵的田野（The Mind Field）”的网络平台。通过视频治疗，该组织试图为在危险和偏远地区工作的记者和其他人员提供安慰。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学者，她认为他们应该受到“尊重”，获得“真正的对话”。

她说:“从事新闻工作需要具备极大的勇气和做好孤军奋战的准备。你习惯于见证他人与痛苦经历作斗争，而这种隔岸观火的嗜好和联系正在瓦解，你幻想这种痛苦经历不会在你身上重现，但事实上痛苦无处不在，你并不能置身事外。”

莫蒂默说，对于那些在世界危险地区工作，而得不到太多支持的记者来说，酗酒、滥交的外国记者的刻板印象才是真实的。莫蒂默说，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往往源于一种内疚感，因为“当你所报道的人崩溃的时候，你一个中产阶级也会崩溃”。

她经常使用航空公司氧气面罩的隐喻（即在帮助他人之前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来说服客户，让他们相信谈论自己的问题也能帮助他们所采访的人。莫蒂默说，提供视频治疗有助于“接触到那些最不愿意参与但最需要帮助的人们”。

斯科特•布兰查德在担任《约克每日纪录》企业编辑时，偶然了解到记者在报道创伤性事件时可能会对其造成心理伤害。这份报纸是由一家连锁报社发行的，该报社派员工报道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敦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布兰查德回忆起记者报道后返回时所发生的事情，在报道后会议上，摄影师和记者一致表示："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人为此接受过培训。没有人告诉他们，报道这样一起创伤性事件会是什么样子。”

布兰查德现在是一个公共广播报道项目（名为statemimpact Pennsylvania）的编辑，他帮助成立了创伤新闻信托会（Trust for tracular Journalism），这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旨在推动对暴力、冲突和悲剧事件的典范报道，并为受“间接性”创伤的记者提供支持。

布兰查德说:“这个信托会的工作设想是关注记者从现场受到的情感影响，无论是报道叙利亚的战争，还是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中发生的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或者是处理难以讲述或报道的新闻故事”。

布兰查德与达特中心（Dart Center）中心合作，为训练、治疗人们制定方法原则。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让临床医生和辩护律师为报道创伤性事件的记者做好（心理）建设和准备，包括如何采访刚刚失去孩子的父母，或如何报道一场葬礼。培训还帮助个人和组织了解自身和他人的创伤迹象，以及如何创建同伴支持系统。

达特中心(Dart Center)研究主任、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临床心理学家伊兰娜•纽曼(Elana Newman)说，会导致痛苦迹象的问题行为可能包括滥用药物、错过交稿最后期限、与同事发生冲突、睡眠问题、做噩梦，以及因为不值得而考虑离开某个领域。纽曼说：“报道受害者和被压迫者的新闻记者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中非常重要，我们有责任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这样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记者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仍在进行中。达特中心(Dart Center)在2019年更新的一份报告中引用的几项研究表明至少80%的记者受到过与工作有关的创伤。常见事件包括车祸、火灾、处决、谋杀、大规模伤亡、战争、灾害，以及反复在网上曝光暴力事件。作为新闻机构的顾问，纽曼为个人和组织概述了短期和长期的战略。为了减轻耻辱感，她发现谈论人类对创伤的“反应”比使用更临床性的术语“创伤后应激障碍”更为有用。

纽曼和布兰查德都描述了一种技能训练模式，这种模式以确保人身安全为初衷，这将增强人们的心理健康。在活动中，纽曼鼓励人们提升对情感的读写能力或是关注自己的情绪。她说：“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客观，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盲点，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例如，报道一个孩子的死亡可能会引起记者对自己孩子的担忧，意识到这种联系可以帮助记者在报道时有意识地规避，并能在事后处理这种情绪。

还有一些方法能够对记者有所帮助，它可以像洗澡或点根蜡烛一样简单，或者它可以是对报道过程中进展顺利和进展困难的扼要重述。当记者报道完一个特别的创伤性事件回来后，同伴支持项目是非常宝贵的。同事们接受的训练是，在对方身上寻找痛苦的迹象，并有条理地通过交谈得知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寻求帮助。纽曼说，总的来说，帮助有强烈使命感的记者找到工作的意义是很重要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意义构建”对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

为了在从家里采集新闻的全新多维压力下生存下来，夏皮罗强调，良好的心理健康需要这几项基本要素：锻炼、睡眠、频繁的短暂休息以及保持社交联系。甚至在每次Zoom通话后都要绕着街区走一圈来一次“纳米级的休息”也有帮助。夏皮罗认识的一位记者在他的一个电脑屏幕上安装了蒙特雷湾水族馆（Monterey Bay Aquarium）的实时摄像头，以达到镇定效果。

科巴姆说，对有色人种记者来说，通过专业组织或非正式网络获得其他有类似经历的记者的支持尤为重要。

好消息是，根据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的研究，尽管记者经常遭遇创伤，他们似乎也表现出很强的韧性。韧性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它源自于带着目的去工作的情感。

如今，新闻行业的领导者们面临着创新新闻编辑室的挑战，在这样的编辑室里，心理健康护理策略已成为记者公认的工具包，就如同笔记本、录音机、麦克风或照相机等一样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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