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医疗创业者的新冠三年纪：没人知道最难熬的时间有没有过去

人人都说，医疗是可以穿越周期的行业，无论战争还是和平，繁荣还是萧条，人总会生病，会需要寻医问药。直到这场瘟疫的到来，它颠覆了一切，也包括经济规律。

被投资者们认为最扛周期的医疗行业在疫情初期短暂获得了如幻影般迅速消失的红利后，迅速下坠。无论是民营医疗机构、创新药、还是看起来理应受益的互联网医疗，都陷入了可怕的衰退：

巨人如中国制药业曾经的老大恒瑞，股价暴跌三分之二，市值蒸发了4000亿；风雨飘摇如小型民营医疗机构，倒闭了2000家。

我们访谈了医疗行业各个不同细分赛道的创业者，他们曾经是医生、外企高管、科学家，但现在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疫情中挣扎求生的创业者。

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还不是那些根深叶茂的大树，能感知这个社会最为细小的变化。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记录社会中最为乐观的一群人，在极端困苦的际遇里，所能迸发出的能量；也期待他们的热忱和百折不挠，能为困在疫情中的社会带来一些希望。

宋冬雷：我解决不了的，别人也解决不了

领域：脑科医院

团队人员：260

线下机构：一家实体医院，上海五六家合作医院，全国近10家合作基地

疫情影响：手术量下降90%

疫情下的民营医疗难上加难。冬雷脑科医院4月中出现了一名护士外出核酸采样时感染。按照当时的防疫要求，感染者去方舱，密接者去隔离酒店，整个医院关停两周。

对于任何一所非传染病医院，尤其是专科医院来说，前期并没有过多为小概率发生的大规模疫情做过设计准备，也不符合传染病防控所要求的“三区两通道”，也很难专门有地方用作缓冲病房。

宋冬雷打比方，好比造军舰准备打飞机，现在敌人来了一群坦克，根本没有对抗的武器。在这种“硬着头皮上”的情况下，他只得临时调整，专门把一个病区拿过来，供核酸采样专班使用，让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让他们的生活轨迹与普通员工分开，尽最大可能降低感染风险。

所有的医院业务几乎都暂停了，医院里只住了少数暂时无法回到老家的病人。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3月底上海划江而封至今，这所以收治神经外科疑难杂症闻名的专科医院，在封控2个多月里，医院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新病人。医院发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病人，尤其是在上海，慕名而来的外地病人的确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

宋冬雷告诉我们，医院90%都是外地病人，业务量断崖式下跌，原本一个月200台手术，现在下降到只有十几台。

如今，形势正在好转。6月以来，医院病人量回升，床位已经恢复到了此前的七八成。

医生有通行证，但是很多手术所用的设备的配送商没有资格证。有次为了一个动脉瘤患者，需要放支架。浦东的供货商，因为封控送不过来，医生只能自己开车去厂家里拿货，再送回大虹桥板块，用了整整一个上午。

一直以来，宋冬雷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很多年前从公立医院出走，决定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医院时，他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对于大部分困难，他都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它。在这种碾压式的自信里，有一种不认输的底气，“我解决不了，别人也解决不了”。

宋冬雷甚至开始习惯疫情的巡回礼。医院90%是外地病人，每当有疫情，上海带星号，病人就骤然减少，上海一消星，病人又一群群地回来。

创业者的天性，让他在面对逆境时保持镇定。医院的作息很规律，每天11点左右睡觉，第二天早上8点查房交接班。保持正常上下班、保持高度自律，是心理学上规定调节自我的一剂良方。

4、5月份，宋冬雷都给医务人员全额发放工资。但社会办医依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公立医院至少不会倒闭，但民营存在一种更意外的随机性，一旦经营不好，直接活不下去，甚至垮掉。

这需要创业者有很多思想准备，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和能力，包括业务能力、投融资能力，否则在大疫之下，“真的是会扛不住的”。

这次疫情提醒着这位外科主刀医生，小心驶得万年船，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不要盲目乐观不要冒进，管理好自己的现金流，争取能够渡过所有的难关，要活下去。

当人们深陷绝境时，往往喜欢听他人的励志故事。同样在逆境中成长、最后获得成功的人物经历，总能让他们联想到自己，以及关于未来的美好期许。

宋冬雷近期钟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核心是“把自己的内心锻炼得更强大”，去解决一些恐惧、一些问题。

盛诺一家蔡强：为了更好地活着，我找过200多个投资人

领域：海外就医

团队员工数：＞100人

疫情影响：主营业务海外就医断臂，国内业务艰难起步

对于诺创始人蔡强来说，疫情的重击至少有两次。

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20年。他曾乐观地以为，新冠战役的主战场只会在武汉，不料战火很快席卷全球。

当国内的民营医疗创业者们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将海外就医视为唯一业务线的蔡强却深深陷入了焦虑、绝望之中。

欧美日多个国家将中国列入禁止入境名单。对于将海外就医作为主干业务线的盛诺一家说，这无疑是致命的重击。这几乎是蔡强创业以来面临最大的绝境，也是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的至暗时刻。

蔡强回想起这段艰难岁月时说，再加上“50个、100个非常”也不为过，但也只能自己藏着掖着。

这是作为创业者的品格。但他也在那些别人看不到的独处时刻，在办公室里，在凌晨5点未眠的夜晚里，也会流下泪水。他的入睡时间从晚上11点推迟到凌晨2点后，靠吃半颗安眠药来保证一定休息。

他曾有过很多难过的时刻，以往他从不觉得失眠是个问题，有朋友找他抱怨的时候，他还觉得对方矫揉造作。但现在，当国外国内疫情不明朗，当公司投融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终于感受到了这种焦虑。原先他每晚11点睡觉，而现在这个时间被推迟到凌晨两点，遇到难以跨过的坎儿的时候，他甚至凌晨五点才会入眠，但早上九点起来就要准备跟大家开会。

走出办公室前，他抽一张湿纸巾抹了抹脸，把眼泪一擦，出现在会场，又是一副乐观积极的模样。

还好，至暗时刻已经过去，太阳照常升起。

蔡强将这种经历痛苦折磨和狂风暴雨的过程，从“忍受”改口称为“享受”。他断地进行自我暗示，“老蔡，这不是你的错”。

毕竟，关于病毒，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过去蔡强是一个极其阳光、乐观、正能量的人，他相信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现在，他更肯定时代和环境的机遇。

不久前，蔡强和长江商学院的同学们组织了一场线上聚会，互相比惨、互诉衷肠，开完会后，他心情大好。这种共同体至少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他个人的焦虑与担忧。

过去这段时间，他意识到了现金流的重要性，为了让企业更稳健运行，他主动过联系了近200个投资人，95%在第一次沟通时就遭到拒绝。好在今年4月，他拿到了一笔大额的投资，这让他对于不确定性有了更多的掌控权。

过去，他习惯于把一件事情考虑清楚，再一步步规划，确保万无一失。这条路在过去10余年里都走得很顺，而现在，他会更愿意尝试和推进，错了，及时止损，对了，继续前行。

好比在栽培一棵树的时候，他会多培育一些枝桠，确保当主干受到重压的时候，还有其他业务线可以支撑着公司度过危难时刻。

2020年开始，盛诺一家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国内业务，聚集了国外专家和中国顶级专家的共同会诊项目，目前业务量从起步时的占比10%到30%。2021年，在海南博鳌的诊所也提前开业，服务于那些不能和不想出国门的患者。

与此同时，海外就医业务逐渐恢复，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看起来，蔡强是个被摔了一跤，又重新爬起来的“过来人”，他尽力准备充分，为了在一次又一次不确定性降临时，他和公司能够稳步前行。

某连锁诊所创始人李力：我可以被打败，但不会认输

领域：消费医疗

现有门店：13家

团队员工数：350人

疫情影响：8家门店支出1000万，收入归零

一直以来，李力都把危机视为是伟大公司成长的契机。

在2020年初的新冠大流行期，虽然关闭了所有的线下诊所，但公司反而在那一个半月中入账了900多万的现金——全部来自于储值卡的线上运营活动。

员工被关在家里，每天给老客户们打电话。虽然李力的心里没底，只是出于创业者的求生本能做出的快速反应，但这种老派的推销方式确实很受欢迎，因为有折扣，哪怕是大几千块钱的储值卡，销路也很好。

彼时整个社会处于大流行的开端，还没有被后来的各种变异毒株反复搓磨，人们乐观地估计，新冠和以前的非典一样，只是高速增长的社会的一个小插曲。

在解封后的4月和5月，诊所的营收还迎来了“报复性的反弹”，比去年同期的营收增长了一半以上。

但在2022年的这波疫情中，公司在上海的8家线下诊所，整整关闭了3个月，线上线下的营收都是零，但房租要付，员工的薪水要开，哪怕把市场费用压缩至无，这8家店的每个月的支出也近400万，三个月下来，亏损超过了1000万。

虽然，天津4家诊所和南京的一家诊所仍在运转，但远远无法填补这个大窟窿。

也有员工建议，像2020年一样开启电话促销，但李力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以一个创业者的敏锐，捕捉到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转向——在新冠流行的第三年，失业率高启的当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力的一位创业者朋友，因为资金问题，位于内环线160平米的豪宅正在拍卖中。

“这个时候再通过电话去让人买卡，一定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客户体验极差，反而对品牌对公司是一种伤害。”

作为创始人，李力今年唯一的任务，是确保盈利有足够的资金度过寒冬。开源是不可能了，因为“战略没法定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事情上”。

他所能做的是节流。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公司两年没有开过一家新店，原计划要在今年大干一场，新开10家门店，已经在苏州租好了门店，上海的新店也在筹备中，万事俱备正要扣扳机的时候疫情就来了，“现在全都停下来了。”

在正常的年份里，对处于高速增长期的创业公司而言，规模的扩张、消费者的体验、品牌的打造，这些的优先度都排在盈利前面。但当下，没有盈利就谈不上未来，他的公司要活下来。

李力一向痛恨抱怨，抱怨的人不会成为创业者，但在处在当下疫情的迷雾中，他所拥有的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他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创业者群体，一点力都使不上。

整体而言，李力不乐观，也不悲观，因为医疗是一个穿越周期的行业，无论经济好与不好，病总是要看病买药的。他觉得，这是刚需，商业的基础还在，不至于过了两年了，中国人忽然不看牙了。

“基本的东西还在，生意就有的做”，李力说，“但是大环境，对于创业者而言，从惊叹号变成了问号。”

应诺医药郑维义：不预设什么时候会变好，要有长期预案

领域：创新药

团队员工数：10人

疫情影响：融资受阻，现金流紧张

没有什么比尽快融到资更急迫。

没有造血能力的创新药企们面临新冠大流行和资本市场的双杀，正面临断粮的窘境。

7年前决定投身于孤儿药领域时，郑维义雄心勃勃，他要将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用于开发罕见病药物。

“我们有15个罕见病药中若有三分之一成了，那我们的事业就不愁钱了，如果我这辈子能有10个或15个罕见病药物上市，那就非常幸福了”。

这几年原本是中国细胞与基因疗法走向全球前列的大好机遇，Global的故事要与海外市场、技术、患者、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但中外交流受阻，来回光隔离就得浪费一个多月，票也不好买，疫情发生后，他两年没有出过国了，原本计划中的美国的实验室项目停了两年了......

不过，这些愿景都比不得融到资、活下来的生存需求更紧迫。

7年前从零做起时，郑维义筹办了孤儿药论坛做教育，扬言要造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出来，而7年后，他冷静地复盘，谨慎立项，缩减、调整项目，产业基金抬头了，他要调整自己的企划书，把原本2年后公开的项目提前摊开来以寻求资本的关注。

疫情拖慢了企业的发展进度条。在关于生物医药的各种资源分布排名中，资本、人才、医院、病人、专家学者、临床机构.....北京、上海，从来都是排名一二，疫情阻断了城市间的资金、技术、信息交换，“交流是都是双向的，北京上海有疫情，我在南京，南京没疫情，但我也做不了什么”，这轮疫情之前，郑维义保持着一周去一次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北京的出差频率，“要去见专家教授、医生、投资人”，但现在去北京、上海都要付出极高的时间成本。

3月，应诺计划与大学合作的联合研究中心要揭牌，准备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医生、患者组织、投资人，结果部分参会人员“非必要不出城”，高校也不让闲杂人等进校；4月，他刚跟投资人见完面，北京疫情爆发，投资人来不了现场考察，融资没下文了；他计划开的实验室在上海，结果现在得重做规划。

面对疫情的长期挑战，郑维义也跟同行讨论过要不要把临床放在对外交流不那么密集、疫情风险比较低的城市，“但这样的话，供应链也将是个大问题”。生物医药行业的国际交流要比其他行业更密切，小到病毒生产时用的进口培养基能不能到货，大到FDA的现场核查还能不能按时进行，都会影响研发和产品上市的进度。

暂停键，对于医药研发来说，不是简单的一开一关就能无缝衔接的。周龄、体重变了，又或者给药中断了，采样未按时采集，动物实验就废了，十几二十万一只的猴子，再贵也得补；入组病人得新冠了、两三个月里病情变化了，继续下去有效性会遭到质疑;CXO签好的订单，发生了疫情，即便高价补贴员工，也得想办法按时交付。

疫情为本就不富裕的biotech们平添了一道生死大坎。按照计划，“可能我的产品两年之内要上市了，但现在至少要推迟3-6个月，上市推迟、没有销售收入回流的话，那资金使用就得重新规划”，融资、裁员、项目转让、延迟启动新项目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生存之术。

更深远的影响无从预测。有回国创业的朋友又回去了，回来几个月了，不能路演、不能引资、不能线下招募员工，不能勘察选址，唯有隔离，入境隔离后是疫情居家隔离，对他们来说，打退堂鼓、创业计划胎死腹中的代价，不过是一张机票。

如今，海外人才受邀回国的意愿更低了，于是，在美建实验室对郑维义来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这原本不算急迫，但既然要走国际化，在美国申请上市就需要和FDA和专家经常交流，在美国建立研发中心就必须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连续创业者似乎更善于排解具象的压力，他坚持健身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积极参与无比珍贵的线上线下聚会，“只要有机会就会参加，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压力释放”，尽管无法再现疫情前活跃而密集的行业交流，但这已经是最接近的了，至少他依然怀有彼时沙海淘金的心境，“也有可能多了一次发展机会，因为每次都能认识新的朋友，万一呢”。

但他对疫情的预期要更现实和悲观一些，“不要给自己’疫情能三五个月就会结束’的设想，没有人可以预测下一波什么时候到来”，最擅长在不确定中谋得机遇的创业者解决不确定风险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变成确定的，“只要全球有一例，就不会消停的，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3个月6个月复原的可能，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准备更长期的预案，除非新冠能奇迹般地从全球消失”。

美中爱瑞徐仲煌：医院开业撞上疫情，就像整装待发的马拉松选手被告知比赛取消

领域：肿瘤专科医院

线下实体机构数量：一家医院

团队员工数：600名

疫情影响：新医院的开业日期延后了6个月

作为医生的徐仲煌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作为创业者的徐仲煌在一开场就碰到了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

202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近30年医生后，53岁的徐仲煌决定创办北京美中爱瑞肿瘤医院（下称“美中爱瑞”）。

这决定并非一时兴起。在接受《医学界》采访时，徐仲煌把50多岁的创业经历比作是，“看过了千山万水，就算冒险，也想看些不一样的风景。”2018年冬天，徐仲煌和伙伴开始筹划创业，他想做一家全程践行MDT模式的三级肿瘤专科医院。

按原计划，2020年6月左右这家医院就会正式开始运营，这家民营三级肿瘤专科医院将拥有400张床位、600余名职工。

然而，2020年年初的疫情，一切生变，物流冻结，工人无法施工，到了6月，别说开门，医院甚至都没结束施工。

2020年8月，徐仲煌正式从协和医院辞职，却无处可去。想起自己的创业，徐仲煌说，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信心满满、整装待发的时候，却被告知因为天气因素，比赛临时取消了。

等待开业的日子，焦虑如影随形。那种焦虑不是来自零收入、零营业额，而是与他一起等待医院开业、跟他一起创业的医生们。

“很多事情可以往后押一押，但医生们不行，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

民营医院里，优质、专业的医生永远是最重要、也最怕流失的资源。在筹划创业之初，徐仲煌在多家三甲医院中苦苦寻觅，好不容易才凑齐这批志同道合的医生同侪。不少医生早已按计划和约定，在临近2020年6月时，辞去了原工作，但美中爱瑞当时没法开门，不开门就没收入，这70多名医护们只好在家里干等着。

那阵子，徐仲煌天天问自己：你让人家在家里吃什么？没收入，优质的医生流失了，这损失又如何承担？

“往前走，也只能往前走。”徐仲煌这么对自己说。走到了2021年1月，迟了大半年，医院终于正式开业，原先招聘的医护只流失了一两个人，徐仲煌对此心怀感激，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今，医院经营了一年多，医院业绩以缓慢增长的态势爬升着。虽然按最初的预计，营业额本应是目前的2~3倍。

徐仲煌感叹：“2019年，北京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2.64亿之多，而2020年，这一数字骤降至1.93亿。”然而，在疫情的反复阻隔下，进京的患者大量减少，这家以肿瘤为专科、50%患者来自外地的民营医院自然也深受波及，结果便是住院量与门诊量双双低于预期值。

但疫情反复下尚能开业、正常运营，徐仲煌已经很满意了。尤其又刚刚通过了医保认证，对致力于做严肃医疗的他来说，还是觉得前路可期。

目前，这家拥有400张床位（第一年开放100张）、300余名职工的民营三级肿瘤专科医院里，住了有50多名患者。但过去的一年里，因MDT治疗方案，医院里做了300多台手术，超过半数是四级手术。徐仲煌告诉同事说：我们没有技术问题，没有经营问题，硬伤是无法改变的疫情下的大环境。

小屏医疗刘小宁：上海依然是中国最好的医疗市场，我们一定会回到上海

领域：辅助生殖服务

团队员工数：18

疫情影响：上海业务下滑80%

三个月前，小屏医疗还是一家以上海为绝对中心的、为医院辅助生殖科提供“品牌+运营”的科室共建服务的轻资产公司。成立不到三年，与上海两三家医院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月二十几位线下病人，就能为这家十七八人的小企业贡献数年百万的现金流。

辅助生殖是偏消费型的医疗服务，服务的附加值能提供不错的毛利，但同样由于非严肃医疗的属性，延期并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因此在疫情中往往首当其冲。

疫情期间，异地患者无法来沪就医，医护本身又承担了抗疫职能，因此，两三个月内上海医疗机构以及中介业务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原来一个月可以做100个周期，现在可能只有七八个周期，下滑超90%”，

但极其幸运地，3月初，上海疫情发展到日增病例两位数之时，刘小宁正在北京尝试拓展业务，他并未着急回沪，而是观望疫情地发展，从两位数到四位数、从“不封城”到“鸳鸯锅”，刘小宁意识到，上海的业务势必要受到影响，“答案呼之欲出，不能再等了”。

轻资产、小团队、业务模式尚未完全固定，反而比较灵活，刘小宁的调整极快，疫情期间，他拿到了北京、杭州两家医院的合作，调整了受影响的员工业务，增加了线上指导海外就医的接单量，一顿操作之后，尽管上海的业务量缩水了一多半，但上海之外的业务量由每月4-5个，增长到了8-10个，海外试管的业务量由每月两三个，增加到了六七个，“增收不多，但够用”，他最终将营收损失控制到了“25-30%”。

但这一圈“游历”下来，刘小宁反而深刻地体会到了，上海和长三角城市群的无可替代。

在行政影响更明显的北方城市，医生和他所属的科室可以接受业务量上不去，但不太能接受“营销”“IP”“流量”这类看起来就“商业化属性明显”的字眼，同类的合作，南方医院科室两周能谈下来，北方科室可能需要两三个月，还不一定能谈成。医生和医院总是会担心院内院外的流言蜚语，担心宣传过度，担心风险和责任故而会层层审批、筛选。

南北之差滋养着不同风格的医疗市场，但对于创业者来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吸引了全国最多异地就医者的超大城市，暂时性地关闭了外来就医者的通道。

在这种危与机并存的时刻，辅助生殖圈子里也在谈论、猜测谁有勇气成为第三城市，但刘小宁却坚信“我们一定会回到上海”。

应对疫情的勇气和智慧本就珍贵，但即便有决心，刘小宁谈到，一座城市气候和土壤的形成也非一日之功，上海和它的卫星城市依然拥有着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最顶尖的人群，拥有着开放和包容度极高的海派文化和商业环境，有着全国最高的人均寿命和支持它的医疗技术与能力，这样的土壤和气候，允许有着思维和头脑最灵活的一群人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企业。

刘小宁对没倒闭、没破产的奋斗结果极其满意，它不仅能维持为员工正常发放工资，还能支持小屏继续开发北京和上海之外的、放鸡蛋的篮子，以对冲疫情的长期风险，“因为疫情属于不可控因素，我们希望还是在上海周边或成都或广深做一个独立的、互补的业务中心”。

但这都是暂时的，短期维持几个月半年是没问题的，即便他认同经济复苏如同降落的飞机需要一段长长的航道，但刘小宁坚信，“我们肯定会回到上海，不会动摇的”。

优复孙晓怡：无事可做的时候，先做好品牌

领域：运动康复

线下机构：12家门店

团队员工数：＞100人

疫情影响：封控期间收入几乎为零，一周超100场直播

随着上海疫情的好转，各行各业都在紧锣密鼓复工复产中。

这几天，孙晓怡让员工保持随时待命状态，而自己则不断与各政府部门联系。疫情下，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每个人只知道今天能否出门，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孙晓怡努力让一切变得更加确定。周会、月会、董事会，各种视频会议照常进行，孙晓怡努力让自己保持一个工作状态。

因为皮肤敏感，她平时不化妆，但哪怕在视频会议中，她也会穿上正装，以一副气质极佳的女性领导人形象出现。

她也让员工保持工作状态，所有员工开会都要打开视频，确保是一副精神抖擞的面貌。她不怕治疗师们被情绪压倒，因为这份职业本身就是具有疗愈性的。

她自诩是个极度自律的人，喜欢把未来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不喜欢制造惊喜。

3月10号，疫情萌生苗头，但运动康复行业因为冬奥会的加持，正乎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公司业绩每天都在创新高。

3月20日，优复第一个员工被封在小区，各门店陆续开始重新安排调整架构。

3月28日，孙晓怡也被封控在家，当时她预料到，“做好准备，这次可能比两年前更糟。”很快，疫情来临，业绩不断下滑。

三月底，上海划江而封，投资人问孙晓怡，业绩会受到多少影响？她说出了心里最糟糕的预期，“可能会有50%”，投资人说，“做好准备，损失可能会更惨重。”

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成本来自于房租和员工。幸运的事，优复旗下的12家门店，一半获得不同程度的房租减免，公司正等待社保减免来渡过难关。所有企业都暂缓或缩减了招聘计划，孙晓怡开始计划裁员。

疫情期间大火的居家健身，也成为很多与运动相关行业努力连接的方向。

一天12小时直播，一周就超过100场，既有针对运动损伤，也有针对大众的瑜伽。

此外，线上企业端的业务，翻了七八倍，很多大公司给员工购买了套餐。这也让治疗师有机会通过直播来计算工时。

对于运动康复行业来说，客户主要来源于公立医院外科医生，线上辐射的广阔人群是企业永远想覆盖的。但是孙晓怡并不推崇线上康复，康复是严肃的医疗属性的事，需要触诊，而不能仅仅通过线上来完成。

与所有行业一样，优复也在调整业务线，将原本具有医疗属性的康复，辐射大健康领域的更多人群。老客户需要保障，优复开展了免费咨询。无事可做的时候，公司只能先做好品牌。

福寿康张军：除了收入下滑，还有舆论压力

领域：养老

规模：成立10年，员工数过万，覆盖40多个城市，年收入近10亿

疫情影响：上海20家护理站辐射的4万户老人家庭中，九成家庭无法得到服务；企业现金流吃紧

服务于老年人群体、主打居家上门照护的福寿康，使得创始人张军在疫情下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难。

张军的困惑来自于两重：一是所有企业都会面临的收入下滑；二是其他企业极少面临的社会层面的舆论危机。

不少独居老人常年与子女分开居住，随着小区封控、常规采购路径切断，他们几乎陷入无奈。

子女苦苦发愁，老人需要帮助，一部分有条件的家庭将定期上门照料直接改成了住家保姆。即便如此，这部分业务也只有两三百个家庭，和此前相比算得上断崖式下跌。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护理人员的供给，这个行业本来护理员就非常的少，不断有护理员感染，需要找新的护理员比不上，还有很多护理员支援方舱，在保供、防疫、核酸等多重任务下，如根根稻草重压着。

大部分企业勉强撑着给员工尽可能发放全薪，张军觉得如果疫情长期化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养老行业本就利润微薄，加上大量外包人员按工时计费，他们只能贴近政府标准，尽可能缩减成本。第一个月，他按照基本工资4000元发放，第二个月按照法定最低工资发放，现在，政府要求可以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比起其他创业者，张军要面临更复杂的舆论压力和疫情下老年人的次生灾害。有员工探访浦东的一位老人时，老人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卧床不起。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整个四月如同过山车。他们见证了自己创办的公司陷入至暗时刻，也放缓了调整市场的步伐。

原本，福寿康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张军已经在扩大领地，去收购更多养老院，现在他不得不谨慎投资。比如他之前在杭州看好了物业，准备进行的项目不得已被搁置。

从长期战略来说，原本他希望能够拓展到更多城市，他现在还是先专心做市场调研，暂不扩增，还有很多时间用于发展信息化建设提升企业运营效率，试图开展一些非政府买单的自费项目，让企业在将来更具风险抵抗力。

陈鑫、于欢欢、李琳丨撰稿

徐卓君丨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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