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敢打拼，一边自信美”：中国女运动员如何打破“白瘦幼”魔咒｜热点

编者按

北京时间10月1日，2022女篮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女篮获得本届世界杯亚军，追平球队历史最佳战绩。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女性运动员在世界大赛取得了越来越耀眼的成绩，获得了更多公众的关注。这些成绩与关注，是近年中国女性运动员历经淬炼磨砺的最佳证明，承载着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和无数国人的感情。在直播镜头前，这些姑娘们总是展现出蓬勃进取、乐观开怀的姿态，其实她们都有各自的压力和难处。

本文指出，“女性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女性群体，因为兼具女性和运动员双重身份的她们对传统女性特质规范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由此经常被人们归为“异类”，并将其置于“女运动员悖论”的困境之中。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既是呐喊、拼搏的优秀运动员，又是美丽灵动的小女孩儿，会在运动场外将自己梳洗打扮。这是一个彰显女性力量的时代，也是一个尽显女性多元色彩的时代。重竞技女运动员正在褪去沉重的传统性别框架枷锁，走出传统性别定义的她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奋进的女性故事。本公众号特此推出，供读者思考

焦虑与消解：重竞技女运动员性别角色的冲突与调适

杨雪｜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体育部副教授

本文原载《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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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2019年8月31日，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女子综合格斗选手张伟丽在UFC深圳站比赛中42秒击败对手，赢得了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条UFC冠军金腰带，创造了中国综合格斗的历史，成为中国首位UFC冠军，更是该项目25年来首位夺冠的亚洲人。一时间，国人为之振奋，因为张伟丽在国际上证明了黄种人的力量。然而，在众多赞扬和称颂中，也有异样的声音出现。一些人调侃“一点儿都不像个女人”也有人说“这样的女人谁敢娶，会家暴吧”。张伟丽在采访中对这些调侃进行回应说：“女孩不应该被性别定义，谁说女孩必须是柔弱的、相夫教子的，不能是强壮的、勇敢的？女孩也不应该被职业定义，谁说格斗的女孩就是暴力的、会家暴的？女孩可以有很多面。”这场调侃与回应看似轻松，实则引出了一个一直存有争议的话题，即重竞技女运动员是否会因从事项目的男性化特质而与自身的女性身份产生冲突？她们是否会被男性气质同化，从而影响女性角色的扮演？她们是否会因此而遭遇困惑与不适？张伟丽本人的回应是否能与更多重竞技女运动员产生共鸣？重竞技女运动员是怎样处理与平衡两种角色扮演的？基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对重竞技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冲突议题予以学术的思考与探究，剖析性别角色冲突的现象及背后的影响因素，揭示她们真切的女性经历与生动的内心感受。

性别角色冲突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

历史上，运动场被认为是一个高度阳刚、男性主导的场域，其崇尚个人主义、攻击性、竞争性，鼓励并赞美高大的身材。这些特征与传统上被定义为关注外表、被动、虚弱及温和的女性特质相矛盾。因此，女运动员处于一个有争议的境遇中，她们作为女性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对传统女性特质的建构提出了挑战。当个体自身的生理性别与其自身的性别角色行为存在差异、甚至背离时，就产生性别角色冲突。性别角色冲突包括认知、情感、无意识、行为等方面，是指个体社会化的性别角色行为类型对自己或者他人有消极影响的心理状况。当社会将女运动员归类为“男性”以及男性化性别认同形象时，她们就会感到不舒适，并会源于强调她们“女性化”气质而刻意表达自己的“正常的”性别气质。而当一个个体不能彻底扮演某种角色时，性别角色冲突就会出现，也因此会被主流群体判定为角色扮演不充分。

性别角色冲突就是一个女性与她的自我概念进行抗争的感觉，而这正是由于男性化行为（重竞技女运动员），与女性化行为（女性身份）的差异造成的。然而，持续强调女运动员面临的性别角色冲突会助长人们对女运动员不健康的、错误的刻板印象，会使女运动员成为社会异类。虽然有关女运动员存在性别角色冲突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是由于对社会传统与严格的性别刻板印象的依附性，这种理论的假设一直存在着。由此，对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冲突感展开微观审视，探究她们在两种身份之间的抗争与调整，是有关体育与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冲突议题，西方学界积累了大量研究，且经历了从量化到质化研究的转变。国内有关性别角色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大学生、男性青少年、中学生群体，体育领域的研究则是局限于通过定量方法考察性别角色冲突对女性体育参与的影响。而对女运动员群体的研究只有一项，是2011年李静采用量表法调查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状况及对训练投入的影响，研究证实我国女性运动员感受或体验到的性别角色冲突水平属于中等偏低，并存在年龄与项目特点差异。本研究旨在突破已有定量研究的单一、静态的呈现方式，将女性从其主体性被悬置的“黑箱”之中解脱出来，突出女性行动者主体性的表达力与解释力，聚焦男性化特质更加凸显的重竞技项目，在质性研究范式下，对重竞技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冲突展开微观、细化的研究，生动、具象地呈现该群体性别角色冲突焦虑的生成与调适过程，丰富当前我国有关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的经验研究。

9月30日，中国队在比赛后合影。当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的2022女篮世界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61比59战胜东道主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质性研究范式下，旨在从微观以及重竞技女运动员的主体感知层面对其个体经验进行分析，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分类与归纳，深入了解女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的性别角色冲突情况。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话与聆听，深入了解受访队员的性别角色扮演、性别角色认同，及性别角色冲突感知，进而更好地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情境、不同维度下女运动员遭遇的性别角色冲突焦虑以及相应的调适行为。

通过非概率抽样的方式，从省体校共选取17名女运动员进行访谈。调查时间为2018年6月至8月，事先与访谈对象进行联系，说明研究目的并强调其个人信息在研究中将被匿名化处理，征得被访者同意后约好访谈时间和地点。访谈地点应受访者要求，多为其训练基地或附近咖啡厅等地方，环境安静、舒适，没有外界干扰。并在被访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并随时记录访谈对象的反应，同时根据现场情境动态调整提问顺序及提问方式。本研究没有受访者中途退出访谈，每位访谈有效时间最短的约20分钟，最长的约30分钟。为补充资料，还对部分受访者通过面谈、微信等方式进行了回访。收集到的访谈录音时长共约480分钟，转录后的文字资料共计４万余字。在扎根理论的基础上，对访谈资料进行了３个步骤的编码，即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理论编码，最后将研究对象叙述的零散信息整合成可用实质代码（主题）加以分析的文本，提炼出重竞技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的经历与体验。

根据研究需要，样本选取考虑如下因素。第一，运动项目特质。选取最能体现与女性传统性别特质形成反差性的重竞技女运动员，具体包括：拳击、柔道、跆拳道、摔跤，共17人；第二，运动员的年龄与运动年限。由于已有研究证实低年龄女性运动员感受到性别角色冲突比高年龄队员低，而22岁以上女队员的性别角色冲突水平显著性高于18岁以下队员。因此，本研究选取年龄区间为17-28岁的受访者，具体为：20岁以下10人（运动年限为4～９年）、21-25岁５人（运动年限６～10年）、25-28岁２人（运动年限10～14年）；第三，运动员在役情况。出于对运动经历、社会经历差异的考虑，分别抽取了１名退役运动员和16名在役运动员（包括两名即将退役的）。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４.1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引发的焦虑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其塑造着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差别。当代体育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使得女运动员展现刚毅强壮及男运动员体现灵活柔美成为可能。由于性别是一种表演，而个体就是性别角色的扮演者，扮演者自身的性别气质、所处环境的性别气质氛围、其身体形象、年龄、性别身份都会促使性别角色冲突的产生。

４.1.1性别气质焦虑：训练环境对性别角色冲突的影响

重竞技项目具有高强度对抗性，重竞技运动场是一个“天然”充斥着男性化氛围的场域。被访女运动员这样形容她们的训练，“我们教练说过，女孩训练时候要男性化”（摔跤Ａ）、“女孩儿当男孩使”（跆拳道Ｂ）、“每次训练女孩的要求都跟男孩一样”（跆拳道Ｃ）、“女人男人化”（跆拳道Ｄ）、“我们男女练得都一样，每天都和男孩儿对打”（拳击Ｂ）、“训练动作都跟男运动员一样的”（跆拳道Ｅ）、“训练达不到教练的要求，有时训练不认真、累了，被他看见了，就会挨打挨骂，教练打我们也没把我们当女孩看待，和男孩一样对待”（摔跤Ｂ）。由此发现，训练方式、训练手段、训练强度、训练对象、训练量、甚至训练惩罚都是男性和男性化的。重竞技项目高强度、高对抗性的特点将女运动员长期“浸染”在男性气质的环境当中，竞技场域中与生俱来的竞争性将女运动员圈定于时刻面临挑战的状态，长期浸染于“男性氛围”的女孩儿们也因此注定无法逃避性别气质上的改变。“我的性格有点儿男孩子气了”是多数女运动员对自己性格改变作出的评价，她们是别人眼中的“假小子”，是“大大咧咧”的“女汉子”，也会“发现自己不那么女孩儿了”（跆拳道Ａ）或者“变得缺少女孩子气了”（拳击Ｃ）。长期“浸染”在男性气质占上风的竞技环境中，女运动员处于自身本源性女性气质与不断浸入的男性气质中的交锋与纠葛。虽然，对于性别气质的改变并未在重竞技女运动员之间达成完全一致，因为有部分队员提到“自己原来就挺男孩子气”，有的队员只是觉得自己“比外面的女孩儿爷们儿”，甚至也有个别完全否认性别气质的改变。但是，基于已有研究，竞技体育中女性的人格特征比不参与体育运动的女性更具男性特质、更富有工具性，而且，男性化项目（体能、技能和对抗性项目）队员与女性化项目（表现性项目）队员相比，前者面临的性别角色冲突感明显高于后者。因此，重竞技女运动员相比其他女性群体，存在遭遇性别角色冲突的更大可能性。

４.1.2身体焦虑：身体形象对性别角色冲突的影响

重竞技女运动员因长期从事竞技训练、尤其是力量型训练，而导致身体粗壮、肌肉发达，跆拳道Ａ说，“我属于力量爆发型的，身体看着特别壮，大腿和下肢比较发达，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就怕别人说我腿粗，我比较喜欢苗条、没有肌肉的那种”。传统文化中，女性身体是男权凝视的客体，将女性时刻悬置于身体的自我评估与监视之中，并会因违背传统女性身体美而陷入焦虑。摔跤Ｂ说，“会有担心别人看待自己身材的时候，所以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就因为身上有肌肉，穿裙子的时候很不得劲儿”。跆拳道Ｂ说，“别人都把我当男孩子，因为我是短头发，我穿衣服比较中性，我觉得梳着一个男孩儿头，然后打扮得特别女孩，会很另类”。

根据客体化理论，显著的自我客体化会导致负向的心理影响，包括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性体格焦虑以及身体羞愧（body shame）的发生。重竞技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冲突更多是来自身体外形有悖于传统女性美而引发的焦虑，反映了个体对于身体或者体格外貌遭遇外在消极评价时的心理担忧，即“社会性体格焦虑”，其特指当个体面临来自外在对自身体格观察或评价情境时所体验到的焦虑程度，会发生“很在意”“比较担心”的焦虑表现。重竞技女运动员由于竞技训练而练就的肌肉态身体成为权力凝视的客体，在“身体羞愧”中经受了“社会性体格焦虑”的困扰。

４.１.３成长的焦虑：年龄因素对性别角色冲突的影响

随着女运动员年龄的增长，其所遭遇的性别角色冲突感呈现阶段性起伏。本次访谈中，一位已退役柔道运动员表达了自己运动员生涯不同阶段所经受的性别角色冲突感变化，“年龄小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训练上了，每天训练很辛苦，就没有时间打扮自己。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越来越大了，女孩的爱美之心会强烈，比过去的打扮也会多。所以也是分年龄段，年龄越来越大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其实，对于很多从事男性化项目的女运动员而言，男性气质的性格特征并不会引发太大的困扰，因为她们大多数从小就好动、淘气，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临近退役阶段重返社会文化常态情景的她们，不得不将自己重新框定于传统女性气质界定的规范之中，成长之后的她们会因为自己外貌特征的男性化而陷入一种焦虑之中，一位即将退役的跆拳道队员说：“我原来穿衣服、打扮都比较男性化，现在慢慢好了，喜欢穿女装了，以前都没穿过裙子。小时候只知道训练，也不打扮，别人说也不在意，现在开始注重别人的看法了，就会刻意打扮自己。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总说我腿粗屁股大。现在找对象都不好找，长得太高太壮，人家都嫌我胖。”

从专注训练到关注外界，女运动员在成长中逐渐褪去运动员身份而回归社会常态时，传统的社会规范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她们圈定在“传统美”的规范之中，在时刻被提醒“何为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中不断生成自我焦虑。

4.1.4性别身份焦虑：性别意识对性别角色冲突的影响

传统性别气质规范的女性多为长发温婉，而中国女运动员的军事化管理要求“必须是短发”。访谈中，“监狱头”是重竞技项目女运动员对自己“规定发型”的形象描述。访谈中有的摔跤和柔道女运动员提到，教练明令要求“不许留长发”。有的教练规定队员小时候不许留长发，20岁之后要求会放松。虽然这种规范是出于竞技训练的需求，但是此种强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影响少女时期的性别意识建立。

专业运动员处于封闭训练中，对外界接触较少，对内又多采用男女隔离形式，她们因此处于社会关系比较缺乏的状态。研究访谈得知，被访项目中多数的教练员都会限制女队员接触男孩子，“不许谈恋爱”“不能与男孩子走得太近”或者“25岁之后才可以谈恋爱”成为了“行业规范”。虽然有的运动员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某种需要而没有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但是除了有男陪练的队伍，教练仍会明令禁止男女队员的接触。被访的柔道队员说：“不许留长发，不可以接触男孩子，我们教练管得可严了。基本没有男孩，都是食堂看见，也都不认识。之前有男陪练，但是现在男陪练也没有了，都是女陪练，就是力量比我大一些的。”

女运动员本身除了职业身份以外，她还是正常的生理个体，而个体只有通过与异性的交流和交往才能逐渐建立健康的性心理，形成健康、理性的两性关系意识及成熟理性的婚恋观念。而这种人为的、硬性的、长期的性别隔离状态，阻碍了花样年华的女运动员性别意识的积极建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退役后会因为年龄偏大而遭遇婚姻的困扰。性别意识的建立依靠良好性别环境的营造与健康性别文化的构建，而重竞技训练场被设定为“抹杀性别”的“修罗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女运动员的性别意识。

４.2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调适中的焦虑消解

虽然训练环境、训练规范、年龄、身体形象几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重竞技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的生成。然而，此种冲突与焦虑感并非“不可消解”，因为女运动员们会采取措施进行积极的自我调试。

4.2.1重竞技女运动员的“去污名化”调适

重竞技女运动员常常由于在他人眼中违背传统女性气质规范而被“污名化”，面临他人的刻板性评论，包括“练拳击的女孩子应该很壮吧”（拳击Ａ）、“女孩子为什么会选择练拳击”（拳击Ｃ）、“不像女孩，总和男孩们接触”（摔跤Ｃ）。这些质疑与排斥性的话语将重竞技女运动员推向污名化境遇，但是她们对此的反应却基本是“我不在意”，拳击Ｃ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拳击有级别，需要控制体重，而且女孩太多了，太正常了。所以我不在意，我自己觉得挺好，虽然没有那种特别文静淑女的范儿，但是我觉得至少真实。”拳击队员Ａ说：“跟普通女孩儿相比，我是有点儿汉子。周围也会有人质疑一个女孩子怎么从事这么力量型的项目，但是我觉得也没啥，谁说女的不能练拳击啊。”她们会感受到自身与普通女孩子是有区别的，在外表装扮上及内在气质上有一定程度的“趋男化”倾向，但是她们积极接受作为运动员的身份与角色，坦然面对他人的质疑与攻击，从而消解性别角色冲突感。拳击Ｃ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理解我们的人就不懂体育。”拳击Ｄ说：“我不在意，我就是自己喜欢啊，我不觉得拳击是很暴力的项目，都是竞技体育，都有技术含量在里面。”重竞技女运动员不为外界的“污名化”评价所动，她们的笃定正是源自对运动员身份的热爱与执着，并以实践行动及个体经历积极破解性别刻板印象，有效消解了性别角色冲突的生成与影响。

4.2.2重竞技女运动员心理赋权中的调适

“自豪”“骄傲”“强大”与“自信”是受访女运动员参与竞技之后的共同感受。如拳击Ｅ说：“我更健壮了，各个肌肉群都发达了，感觉自己更强大了，很自豪能从事体育。我从小性格就像男孩儿，不过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运动员就是要那种霸气十足的感觉。”摔跤Ｂ说：“感觉自己性格和男孩儿差不多，会比外面的女孩儿爷们儿。但是这种感觉挺好的，练我们这种项目性格就得开朗。当比赛拿成绩，站到领奖台，摔倒对手那种感觉很好。”

女运动员“通过运用身体来获得技能，进而产生自我价值感”的过程，即为赋权，如摔跤Ｂ说，“感觉自己更强大了，也很自豪能从事体育”、摔跤Ａ说，“我没觉得有冲突，反倒因为自己是运动员而自豪”，体现了女运动员借助竞技参与进行自我提升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如摔跤Ｄ说，“不管你走哪条路，都是有利有弊。它能帮助你成长，也会让你失去很多东西。这是很正常的，比方说小时候，当我们想要成绩的时候，就会失去别的孩子的童年和青春。但是当取得成绩的时候，就会觉得付出是值得的”、跆拳道Ｃ说，“我至少为了我喜欢的东西奋斗过，努力过，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美好的，即使会有一些伤”。重竞技女运动员在竞技提升中实现了自我价值与自我赋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别气质改变可能带来的焦虑。

4.2.3双性化性别气质对性别角色冲突的调适

访谈中，好多女运动员都用“女汉子”来评价自己，而她们对“女汉子”的评价是“女汉子会有点儿野蛮”（拳击Ｅ）、“女汉子就是不矫情”（跆拳道Ｄ）、“女汉子的内心还是很小女人的”（摔跤Ｅ）。跆拳道Ｆ说：“我觉得自己属于那种女性气质里带了点从骨子里就有的男孩气质的，平时和朋友出去逛街或者有聚会时，就会打扮一下，我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我是长头发。所以，我也不觉得自己有性别冲突。”

由此可见，她们眼中的“女汉子”是在自身女性气质之上附加了男性气质的优势，是“双性化”的独特气质。根据社会性别理论，性别气质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双性化、未分化，其中双性化是最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它集合了男女两性的优点。

而且，双性化性别气质的女运动员是性别角色冲突最弱的群体，因为她们其实是积极受益的，如拥有更健康的心理和更高效的社交，具备较强的自尊和更强的自信心以及水平最低的抑郁和焦虑，拳击Ｂ说，“我现在做事儿有点男孩子性格，干净利落”，跆拳道Ｄ说，“我变得独立了，也变得坚强了，遇到什么事都会冷静地解决，不会有别人口中说的公主病、矫情这两个字了”。双性化的女运动员能展现出更灵活的性别角色行为，能超越性别角色规范的冲突，也会受益于男性气质带来的坚毅，并拥有更强的自信。

4.2.4不同情景中重竞技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调适

访谈中，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自己存在性别角色冲突时，这些女运动员基本都会给出“训练是训练，平时是平时”的答案。如摔跤Ｄ：“我觉得不会有冲突，训练和平时不一样，训练时候不分男女，平时就很女孩子了。平时和朋友出去玩儿我会打扮，喜欢穿漂亮衣服出去。”摔跤Ｅ也说到：“我们训练的时候有点男性化，不像女孩儿，但是平时穿衣啥的还是挺女孩的，也会买鞋、牛仔裤、休闲装啊。训练是训练，生活是生活，不会有男性化的影响。就是比普通女生强势一点，平时生活中不会有，只有训练时候会。”在运动场景，她们奋勇拼搏，抗击对手，此时呈现的男性化气质应该更准确地称为“运动员气质”，而当回到日常生活，她们则是本原的女性气质呈现，即“在场上是战士，场下就是爱漂亮的女生”（跆拳道Ａ）。如跆拳道Ｄ说：“训练时我们有很多的人，每个人都很努力，自然而然地就被这种气氛带动了，其他女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男孩能做的我们也会去尝试、去挑战，与其说这是男性化，还不如说是一种挑战自我的极限。在赛场上就更不用说了，也许在那个时候观众会这样说，而我们想的只有成绩。我不觉得运动员身份与女孩儿身份有冲突，因为训练和生活是可以分开的，主要还是看自己。”由于性别气质规范生成于特定环境，并与特定环境相关，不同环境能够产生并表达出一些对女性行为的细微预期，这些预期会反过来产生女性气质规范，并引导运动中的女性行为。因此，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扮演会因场域更改而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实现性别角色的有效调适。

讨论

性别关系是体育中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结构与价值形塑着体育，并成为规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主导观念。这些观念的合理性来源于有关身体运动与身体能力之关联性的争论。女性涉身重竞技项目违背了传统性别气质的预期，是对社会结构与性别观念的反抗与解构，也同样为社会性别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空间。

５.1性别二元结构的惯性与影响：性别角色冲突生成的根基

历史上，随着女性为自身权益的不断抗争，她们在体育竞技参与中获得了不断胜利，并最终闯入了曾经的“男性专属领地”，颠覆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打破了“女子本弱”的性别角色定位。尽管如此，有关哪些运动更适合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依旧存在，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女性体育参与者的看法。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成为判定女性参与的体育项目是否符合其性别气质，

以及影响运动员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长久以来，有关体育项目的性别类型（gender-type），以及女性更适合参加哪些体育项目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与学界研究的热点。已有文献显示，依据“性别适宜性”（gender appropriateness），运动被归类为适宜男性的或者女性的，这取决于某项运动要求女运动员接受或挑战传统女性气质的程度。那些与人们对女性刻板文化期待相符合的体育项目，被归类为“女性化体育项目”（feminine-appropriate)，如体操、花样滑冰、健美操、游泳和网球等。也就是说，只有当女性参与传统认为的女性化项目时，她们才会获得良好的社会接受程度（socially-accepted）；而那些符合男性刻板气质的项目则被称为“男性化体育项目”（male-appropriate），如摔跤、举重、柔道、橄榄球等。在性别二元结构框架下，不但男女性别属性被严格建构，甚至体育运动项目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性别属性标签，并设置了鲜明的性别差异区隔。由此，那些从事“男性化体育项目”的女运动员作为传统性别规范的“逆行者”，成为性别气质遭遇质疑的对象。运动项目的“天然”性别属性划归，为重竞技女运动员性别角色冲突的生成奠定了现实与想象的根基。

５.2性别二元结构的断裂与挑战：性别角色冲突根基的松动

运动员性别气质的塑造离不开自身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特点的影响，而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也会体现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上。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当对于一种展演的判断是基于那些难以判断或无法判断的本体论时，那么性别展演就具有将性别本体论置入危机的潜质。运动员的成功，尤其是那些女胜男的项目，如本研究的女子重竞技，会摧毁基于现存性别本体论传统的判断，因此会为性别的全新理解创造空间。

由于重竞技项目的核心在于力量比拼，而本研究中的拳击、跆拳道、柔道、摔跤同时具备对抗性特征，从而更加凸显传统男性气质的特质。但是男性气质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男性，女性同样可以拥有并练习男性气质，尽管这样做总会给她们造成一定的紧张感：一方面，访谈中的多数队员都提到“我从小性格就像男孩儿”“我原来就挺爷们的”“我性格就像男孩，这种感觉挺好的”“我以前就比较男性化，比较霸气、强势”，这说明这群女孩子在进入重竞技群体之前就已经是传统性别气质规范的挑战者，她们就是人们眼中行为叛逆的“假小子”。成为重竞技运动员对她们而言，只是遵从并发挥了自身所具备的偏男性气质的身体与性格特质，并不断激发她们身体的力量与对抗潜能，以持续向优秀运动员奋进。而在此过程中，她们的男性气质特质会进一步增强，并在训练场与竞技场上得以呈现。

因此说，重竞技女运动员从进入职业身份之前就是对男女对立二元结构进行解构的践行者，而拥有职业身份的她们更是以运动身体体验和竞技经历引起人们对于运动中性别刻板印象的重新反思；另一方面，一些自我评价为“女汉子”的运动员是双性化性别角色的持有者，但其实她们的女性气质可能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同时注入了更多的刻板男性气质，同时具备了两种性别气质的优势，从而成为积极的受益者。因此说，无论是原本就男孩子气的她们，还是具备双性化性别气质的她们，作为男人领地的“入侵者”，都在以实际行动向传统的性别二元体系进行“宣战”，以具身性性别展演将性别二元结构推向断裂的边缘。由此说，性别是一个过程，而非某种既定的类型，我们无法再将女性重竞技运动员看作对传统性别行为的背离或者是一种新的性别类型，而是仅仅作为一种性别表现形式。对于重竞技女运动员而言，她们是性别角色的扮演者、也是反抗者，她们的性别角色扮演过程是冲突与调适相互交织而行的。

5.3身体工具化与客体化中的主体意识建立：性别角色冲突消解中的个体意义

我国女子重竞技举世瞩目的成就源于特色的训练方式，比如“男陪女练”“男性化训练方式”。此外，“带伤训练”及“经期照常训练”是常态现象，还有“不许留长发”“不可以接触男孩子”的要求。女运动员身体由此成为后结构主义诠释下的规训与戒律，因为体育制造并规范了所谓的运动员身体。而运动员身体在现代国家进程中脱离了单纯个体意义上的身体，成为多重利益得以生产和维护的载体，仿佛流水线上的机器般运转，被赋予浓烈的工具化色彩。被访队员提到，“魔鬼训练经常发生，累得根本睡不着”（摔跤Ｂ）、“有时累得都不愿走路，感觉面前有个床躺那就能睡着”（拳击Ｄ）、“训练很多难熬的时候，要死死不了”（跆拳道Ｆ）。国家权力话语体系下，在“绩效无极限”的集体意识构建中，运动员身体成为抹杀性别的利益生产工具，将女运动员“封闭”在男性化气质生成与强化的场域中；同时，传统文化将女性身体建构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其存在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凝视，从而迫使女性适应观察者的观念，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存在的主要意义。一旦这种客体化的感觉被内化，女性便开始进入自我监控以确保符合审美标准。身体的客体化程度直接影响身体自尊与自信，“身材粗壮”“不敢穿裙子”成为重竞技女队员难以避开的忧虑，也在极大程度上为她们遭遇质疑与“污名化”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但是，如果只关注竞技规范与性别规范对女性的规制与束缚，就会将她们完全陷入“工具”与“客体”地位，忽视并掩盖了女性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其实，她们会很理性地看待自我付出，彰显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即“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１）集体目标与个人目标一致。如摔跤Ｅ说，“尽最大努力完成训练任务，只要尽力了，最后累得趴地上起不来，但是你做到了”，因为她们懂得“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付出都是值得的”（摔跤Ｄ、跆拳道Ａ）。（２）国家认同感的建立。训练与比赛是为国家荣誉而战，如跆拳道Ａ说，“能让国旗升在国际赛场必须是一件骄傲的事儿”。（３）自我地位提升的手段。重竞技队员多来自非富裕家庭（被访中４人来自农村、８人来自工人家庭），改善家庭状况是从事竞技的原因之一，跆拳道Ａ说，“我们靠成绩说话，按成绩发工资，这样就慢慢减轻家里负担”。（４）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队员会积极评判自我付出，如跆拳道Ｃ说，“我不后悔，毕竟我的青春全是跆拳道，没有跆拳道没有现在的我，我感谢这些付出”、跆拳道Ｅ说，“如果不练体育，我什么都不是，家里是农村的，我也许都是种地的”。（５）职业认同感的强化。职业认同感是自我价值感获取的途径，是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如跆拳道Ａ说，“我从小到大都认为练跆拳道是我的骄傲”。（６）积极身体自我的建立。通过运动对身体自我施加改变，并感知这种变化，会建立自我效能与信心［３１］，如“我觉得运动员有肌肉很帅”（摔跤Ｂ）、“身上有点儿肌肉了，体型好看了”（跆拳道Ｄ）、“随着练的时间加长，身体也在加强。胖人可以练瘦，瘦的可以练得有形。肚子有肉，一点点练成腹肌。后背有线条了，肩也练宽了，壮实很多”（摔跤Ｃ）。

总而言之，重竞技女运动员的职业认同感促进了竞技付出、国家认同、自我成长与改善，而这些收获也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职业认同感，从而弱化了此过程中可能或已经产生的性别角色冲突感。同样，身体外形的改变既可能生成性别角色焦虑，也同样会成为身体自信建立的途径。因为竞技实践不仅是集体性的政治努力，同样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意义建立，彰显着新时代重竞技女性的独特价值与自我认知。

5.4性别身份的多元与流动：性别角色冲突消解中的性别展演

性别身份是多元的、也是流动的。女运动员兼具女性与运动员身份，是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统一体与矛盾体。她们需要不断自我调整，以顺应女性气质的要求。根据异性恋范畴界定的最完美女性气质的原型，厄舍（Ussher）总结了“女性气质自我调整”的四种情形：（１）本真女性（being girl），即做最原型的女性，相信男女差异是自然的，但该情形在女运动员中并不常见；（２）扮演女性（doing girl），即女性在某种考虑下会选择遵从女性气质原型。此情形在女运动员中很常见，其强调女性的外表和行为，以反抗作为女运动员的身份；（３）反抗性女性（resisting girl），即女性选择反抗或者忽视女性气质原型，即使不是完全反抗，女运动员也可以因其特殊的职业被认为是属于此类型，尤其那些从事拳击等男性化项目或女同性恋运动员；（４）颠覆性女性（subverting girl），即女性推翻女性气质原型，并公开恶搞传统性别形象，最好的例子是健美女运动员，她们在舞台上展现肌肉，却佩戴着女性饰物，并展现女性化姿势。但是，女性气质并非固定的，因为它会依情景而变化。并且，这种情形也是多元的，因为女性可能会同时参与不止一种情形。也就是说，性别并非具有明确边界的固态存在，而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展演与表现形式。

女性主义研究者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指出，在一个物体为导向的传统视角来看，流动性是一种可怕的超量状态，因为它难于管理，是一种既不稳定又不坚固的状态。若要完全理解重竞技女运动员的经历，我们必须对各种展演预期的相互作用持有敏感态度，摈弃那种固定的、物体导向的性别概念。重竞技女运动员的性别是被其身体和行为所标注的，同样具有流动性。此竞技场上，她们的表情和行动需要满足竞技展演需要，因此并不能算作有悖常规。但当场景变化，竞技期望被转移之后，她们的举止必须依社会规范而随之改变，即性别要发生流动。她们即使参与传统男性气质所规范的竞技项目，同时也会试图迎合传统女性气质的社会期待，或者说她们完全具备消解自身的性别和性别预期的能力，即“训练和平时不一样”。对于重竞技女运动员而言，“运动员气质”与“女性气质”只是不同情景的性别展演，尽管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些许困惑与挣扎。但是，她们正在努力构建一种既有个体意义而又足够灵活到进一步探索的、流动而多元化的认同。

总结

女运动员正在践行着一个悖论———“女运动员悖论（female athlete paradox）”，即她们身处一个兼为运动员与女性的矛盾环境中。她们一边坚持打造职业生涯，一边不断调整身心争做“正常”女人。这种角色扮演的不充分为性别角色冲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也为遭遇公众持续刻板性审视创造了空间。虽然，重竞技女运动员无法彻底从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中“全身而退”，因为“肌肉感”、年龄增加、训练环境与规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性别角色冲突的焦虑，但是她们却在积极走出“女性必须是柔弱的”“魔咒”。肌肉带来的线条美、强壮带来的技能与自信提升、主体意识建立中的个体意义构建、自我意识中的身体意义构建、多元及流动性性别认同的优势展演都在有效避免、缓解、消除冲突感的生成与扩大，从而造成了性别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的松动与瓦解。

本研究将女性从其主体性被悬置的“黑箱”之中解脱出来，为女性行动者创造充分的主体性解释空间，从女性行动主体内部出发，通过关注重竞技女运动员的个体感受经历与细微的心境变化，了解她们与周围世界建立互动的方式、考察她们在社会互动中自我意义建构与自我认同确立的心理调适过程及具身性实践行为，突破传统文化规范对女性的定义，积极、立体、具象地呈现女性的多面性，透过真实的个体经验展现了一个鲜活而灵动的群体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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