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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与低欲望社会：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

来源：泰然健康网时间：2024年12月21日 06:18

［摘要］ 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在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的背景下，工作压力增加是否会导致人们结婚和生育欲望的降低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分别利用２０１６年ＣＬＤＳ数据和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探讨了在业劳动力的加班与结婚、二孩生育意愿的因果关系。Ｌｏｇｉｔ回归和倾向值匹配的结果表明，加班不会使初婚年龄推迟，亦不会降低劳动者生育二孩的概率。当前自愿加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生计、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对社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加班；生育意愿；倾向值匹配；低欲望社会

【来源】张婷皮美,石智雷.“996”与低欲望社会: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02):99-110.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社会生产率。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却没有减轻人们的工作压力，相反，工作中加班加点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近年来，网络上掀起了关于互联网公司“９９６”工作制的热议。“９９６”工作制是指工作日早９点上班，晚上９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１小时（或不到），总计１０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工作６天的工作制度。２０９年初，一句对程序员“上班９９６，生病ＩＣＵ”的调侃引发了众多在职员工的共鸣。就“在‘９９６’工作制下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问题上，有企业高管称“工作家庭平衡不好可以离婚”，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批判。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超长的工作时间不只存在于互联网公司。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２０１７年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我国劳动力一般每周及上周的工作时间平均分别为４４．７３小时、４４．０４小时；其中，工作时间超过５０小时的比例占到了４２．５７％。劳动力工作时间整体上看普遍偏长，加班（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ｗｏｒｋ）日益成为维系正常工作的一项常态化内容。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工作时间的延长对家庭生活时间的挤占，导致社会上频频出现“丧偶式婚姻”①“诈尸式育儿”②等现象及其相关讨论。２０１８年，民政部公布的粗结婚率和离婚率分别为７．３‰、３．２‰。其中粗结婚率从２０１４年的９．６‰起持续走低，离婚率则是略有提升。登记结婚的人群集中在２５岁至２９岁年龄段。不婚、晚婚现象日益突出，同时持续降低的生育水平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当前，“加班多、结婚迟、生育少”的社会现象引出了本文关注的学术命题：超时高压的工作状态是否会导致人们对婚姻和生育观念的改变呢？
    邻国日本的实践证明，超时高压的工作正在导致整个社会走向“低欲望”。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提出“低欲望社会”的概念：新一代劳动力不想过他们父辈还贷、养儿的“苦日子”，年轻人更想追求自我个性发展，所以他们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的“低欲望”生活方式。“低欲望”社会最大的表现是不婚不育③。２０１６年日本单身家庭比例为所有家庭类型中最高；在３０年内，日本国民初婚年龄推迟了３．５岁。与低欲望相对的，是由欲望旺盛的人组成的高欲望社会。在一个典型的高欲望社会中，人们不用加班，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大前研一由此推断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超时高压的工作状态导致了低欲望社
会的产生。虽然这个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至今未得到严谨、科学的经验论证。
    一方面，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与我国近几年在青年群体中兴起的“丧文化”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均是对现代工业化社会下超时工作、压力大、挣钱难的心理映射，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舆论媒体关于加班和低欲望的放大化负面报道，会导致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的畏惧心理。另一方面，我
国自２０００年初开始进入持续低生育水平阶段，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不及预期，诸多学者担心低生育率也是“低欲望”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但目前学界，还未对工作压力上升，尤其是加班是否会导致人们的“低欲望”还未做出相应的解释。本文试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研究加班对结婚和生育意愿两个方面的影响，分别利用２０１６年ＣＬＤＳ数据和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数据，运用Ｌｏｇｉｔ回归和倾向值匹配，探讨工作压力与结婚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文献回顾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日常加班对组织和劳动者来说越来越普遍。我国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将持续存在。在职劳动力与求职者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避免自己被“优胜劣汰”，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在职劳动力往往花更多的时间从事有偿工作，以此提高家庭的收入，并保障自己的职业前景。② 对农民工来说，他们就业在体力劳动、低技能的岗位，通过自愿加班来增加收入。③ 对于进行复杂劳动的劳动者来说，额外的劳动时间“通过资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合理化为正常的工作时间”④，加班对他们来说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对企业组织来说，加班成了一种文化，是员工努力工作的象征。⑤
    目前，国内外研究加班与个体低欲望的文献鲜少，主要是基于工作－庭理论展开。从理论上看，工作－家庭关系包括了冲突和相互促进两个方面。⑥ 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在工作和家庭上的分配必然会厚此薄彼，因此工作和家庭在时间、压力和行为上容易产生矛盾。⑦ 加班就
很有可能导致个人对家庭投入减少，结婚、生育意愿降低。相反，工作－家庭丰富理论则提出人拥有的多种角色可以互相助长。⑧ 适度增加工作时间和加班对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有积极影响，⑨因此将加班时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可以有效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① 并且随着现代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
弹性逐渐变大，工作和生活的互相渗透成为常态，渗透行为更具有多样化，从而更有利于工作－家庭关系的平衡，②也就不会引发“低欲望”的问题。
    已有的实证研究则主要认为加班会导致个人对结婚和生育的低欲望。ＹｏｓｈｉｄａＡｋｉｋｏ（２０１１）发现，工作时间过长是导致日本在业人员单身率高的主要原因。③ 经常性的加班导致人们没有休闲约会时间去认识异性；加班人群对工作的投入也降低了他们对异性的吸引力。职场的性别隔离进一步限制了单身人群与潜在伴侣会面的机会，特别是职业女性。ＭａｋｉｋｏＦｕｗａ（２０１４）利用２００２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探讨了３１个国家妇女的包括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经济资源和婚姻观念之间的关系。④结果表明，只有在平均工作时间较长的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才会对婚姻持消极态度，主要是由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相容性降低了女性的结婚意愿。Ｉｖａｎ和Ｐｅｔｒａ（２０１３）专门研究了欧洲女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关系，他们发现非典型的工作时间，比如周末工作或晚上工作的女性生育意愿低，
加班亦会降低职业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⑤ Ａｋｒａｐ（２０１１）利用克罗地亚女性就业和生育的调研数据也证实了加班会显著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⑥
当前文献多是利用经济发达的国家数据研究加班对结婚和生育的影响，是否适用于我国尚不可知，并且国内还未有相关研究证明加班和低欲望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加班与低欲望之间的关系出发，深入研究我国加班会如何作用于结婚和生育意愿，重新审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在方法
上，我们将利用２０１６年ＣＬＤＳ数据和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数据，运用Ｌｏｇｉｔ回归以及运用倾向值方法，分析加班对职业人群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以补充当前在这一块实证研究的空缺。

    三、研究设计
    首先，本文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是否加班。之所以研究加班，是因为对于雇员身份的劳动者来说，加班即是增加工作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取向的直接方式。⑦ 并且工作时间的客观性、时间成本的固定性以及可测度性，使加班成为研究工作状态最为准确的一个指标。其次，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初婚年龄与二孩生育意愿。婚姻构建起家庭的框架，家庭的发展需要靠生育来延续，但加班的常态化直接挤占了个体对家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到了人们对婚姻和生育成本的预期判断。特别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意愿的变动、加班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意愿，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力动态监测调查（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ＤＳ）以及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两套数据，主要使用ＣＬＤＳ数据做实证分析，⑧辅以ＣＧＳＳ数据结果进一步验证。
    ２０１６年ＣＬＤＳ数据样本覆盖全国除港澳台、西藏和海南之外的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了４０１份村居社区问卷，１４２２６份家庭问卷，２１０８６份１５至６４岁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ＣＬＤＳ涉及人口、经济、社会、心理、健康等多学科领域内容，为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大样本、科学、客观的社会科学数据。为了分析加班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选取处于育龄期①且职业身份为雇员的职业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排除各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纳入研究的样本量为３０２９个，其中已婚比例为８２．３７％，女性占比为４８．１３％。
    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数据覆盖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４７８村居，详细调查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涉及人口、经济、健康、心理等多个模块，完成有效问卷１０９６８份。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加班对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补充。数据处理方法与ＣＬＤＳ数据一致，最终得到２２７８个样本。其中已婚比例为８２．３１％，女性占比为４１．６６％。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为了分析加班对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用Ｌｏｇｉｔ模型来构建基本回归方程：

    其中，研究对象是职业人群的初婚年龄（ｍａｒｒｙａｇｅｉ）及生育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ｉ），为二分类变量。初婚年龄我们根据样本中的平均初婚年龄２５岁为界，将２５岁以上结婚的赋值为１，２５岁及以下结婚的赋值为０。一般常用的生育意愿变量为理想孩子数量，②基于问卷中问到的“您认为一个家庭通常几个孩子最理想”问题，我们将个人理想孩子数量小于等于１个设置为０，大于等于２个设置为１。主要自变量为是否加班（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ｉ），为二分类变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周工作时间４０小时为正常工作时间，４４个小时为正常加班时间，超过４４小时则属于超时加班。在２０１６年ＣＬＤＳ调查问卷中，直接问到了“通常情况下，您是否加班”的问题，是劳动者主观认定的加班，没有直接涉及加班时间，也不一定会真正发生。所以本文界定的加班则以过去一个月的周工作时长超过４０个小时的客观工作时间为准。经剔除雇员以外的其他职业身份，本文就以周工作时长为判断是否有客观加班这一事实，超过４０个小时本文即判定为发生了加班，设置为１；没有超过４０小时设置为０。控制变量（Ｃｉ）包括了个体特征、职业特征以及区域特征３个方面。误差项为εｉ。
    在个体特征方面，本文除了选择文献中常见的可能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个人收入等变量之外，还控制了兄弟姐妹数量、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地位等变量。兄弟姐妹数有至少一位兄弟姐妹赋值为１，其他赋值为０。关于健康，问卷中问到了“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设置了“非常健康”“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非常不健康”５个选项，我们依照这５个选项设置自评健康为５级分类变量；关于心理健康，问卷中提问了“在过去一个月中，是否出现过情绪问题（如感到沮丧或焦虑）？”，并提供了“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总是”５个选项，本文将其作为心理健康的代理变量，同自评健康一样设置为定类变量。生育选择也会受到社会地位的影响，女性社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生育意愿越低。③ 本文以“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为依据给社会地位变量赋值，从１到１０依次表示为地位越来越高。
    生育意愿不单是个人和家庭的决策，亦受到了客观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也从职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方面考虑可能的控制变量。职业特征包括了行业类型、体力劳动强度、是否有住房公积金、工作压力等４个变量。剔除工作时间以及雇员身份不确定的样本，本文将职业类别分成４类，包括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服务业、生产制造业以及农业。根据问题“您在工作过程中，是否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依照回答“经常”“有时”，认定其体力劳动强度高，赋值为１；回答“很少”“从不”，认定其体力劳动强度弱，赋值为０。住房公积金关系到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④因此我们将是否有住房公积金纳入控制变量当中。工作压力变量本文依据“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变换选项“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为工作压力强度。区域特征主要是城市规模，当前我国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①，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为超大城市，５００万至１０００万为特大城市，１００万至５００万为大城市（其中，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为Ｉ型大城市，１００万至３００万ＩＩ型大城市），５０万至１００万为中等城市，５０万以下为小城市（其中，２０万至５０万为Ｉ型小城市，２０万以下ＩＩ型小城市）。因此本文在五类城市基础上，将小城市与中等城市归并统计、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归并，合为三类以便于分析讨论。

具体变量设置见表１。

    四、描述性分析
    （一）加班人群的特征分析
    在全样本中，客观加班占比为５６．６５％，超过一半的人通常都会有工作时间延长的情况发生。通过对比不同个体特征和职业特征人群的加班情况，我们发现，在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个人总收入等方面上，加班人群和不加班人群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男性加班比例为６０．９８％，女性加班比例为５１．９９％。初中以下学历比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加班比例高了３３．６９％；农业户口的人加班比例为６２．１７％，非农户口的加班比例仅为３７．８３％；以样本内收入中位数３．５万元为标准收入较低的群体比收入较高的群体加班比例高了１４．３１％。并且，根据此次调查问卷中对于“前工作对你的意义或价值是什么”的调查发现，雇员身份的劳动力工作最主要的目的①是为了挣钱谋生，占比达到了９０．３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压力不单是家庭生育意愿的首要影响因素，也是个人生计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维持生计赚钱，许多劳动者只能选择加班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在职业特征方面，生产制造业加班人群占比最高，达到了７２．５２％；服务业加班人群比例超过半数，为５１．１８％；专技、办事人员的加班比重最低，为３４．１９％。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因此唯有增加社会劳动时间才能提高劳动产出，加班也就更加普遍。

（二）工作加班与婚姻状况
婚姻有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从初婚年龄分析个体婚姻状况。在２４３５个已婚群体样本当中，②平均初婚年龄为２４．５岁。故以２５岁为界看加班群体的结婚情况。从表２可以看出，加班群体中晚于２５岁结婚的比例较少，为２８．９９％。比不加班群体低了１３．６９个百分点。分性别来看，加班的女性晚于２５
岁结婚的比例为３８．０３％，不加班的女性则为５７．７９％。加班的男性晚于２５岁结婚的占比５２．２９％，比不加班的男性低了１５．２１％。工作加班并没有引起人们结婚年龄的推迟。

（三）生育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３显示，加班人群想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比不加班人群略高出２％，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高于男性。

从表４我们可以看到，加班人群在性别、教育、户口以及个人总收入等个体特征方面的生育意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男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较女性要低；学历在初中以上的加班人群比初中以下的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比例要高６．３４％；非农户口的加班人群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比例为１６．４５％，意愿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比农业户口的加班人群低了５．０４％；个人总收入③高于３．５万元的加班人群二孩生育意愿比低于３．５万元的低５．７５％。

从职业特征来看，加班人群的生育意愿也有一定的差异（见表５）。在本文划分的职业类型中，从事服务业的加班人群二孩生育意愿最低，为７３．５２％；其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比例为１６．１２％，比生产制造业的高了６．２３％。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生产制造业的劳动力加班比重最高，其二孩生育意愿也是最高，从描述上看，加班越多生育意愿越强。另外，从城市规模来看，人口在特大及超大型城市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比例最高，为１４．４４％。想生两个孩子比例最高的为大型城市，为７８．４５％。

    五、实证结果
    （一）加班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模型１中是对已婚群体样本的Ｌｏｇｉｔ回归。我们发现工作加班没有对初婚年龄推迟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越是加班的群体越倾向于早结婚。性别对初婚年龄在１％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男性结婚年龄较女性偏大。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心理健康状况、城市规模、从事服务业等均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影响。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时间推迟的概率越大；非农户口人群较农业户口人群结婚晚；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可能越晚结婚；生活在越大的城市，人们初婚年龄越大；从事服务业的群体在２５岁之前结婚的概率更大。
    模型２和模型３则分别是对男性已婚群体和女性已婚群体的回归。回归结果与模型１基本保持一
致，工作加班对初婚年龄没有显著影响，仅呈现出负相关的趋势。在控制变量中，兄弟姐妹数、收入、心
理健康、行业、工作压力、城市规模等因素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群体中的兄弟姐妹数越多，２５岁以上结
婚的概率越大；女性群体收入越高，会越晚结婚；女性工作压力大会推迟其初婚时间。而男性则在心理
健康、行业、城市规模异于女性。心理越健康的男性，结婚年龄越大；从事服务业的男性在２５岁以内结
婚的概率更大；生活在越大的城市中，男性结婚时间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