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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新利器｜“健康码”背后的数据治理

来源：泰然健康网时间：2024年11月25日 08:43

图为美国版健康码

健康码的成功应用收获了很多赞誉，被视为一把精准防疫的利器[1]。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中国“健康码”累计使用人数近9亿，使用次数超过400亿次。“健康码”系统作为数字防疫的一种通用应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数字防疫工作的亮点之一。荷兰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推出一项类似的举措，即Corona Check-app（荷兰防疫软件/健康码），由其本国政府发起，以抗击COVID-19大流行。

大数据如何帮助战胜COVID-19流行

在看似简单的“健康码”背后，大数据却一次又一次地发挥着重要作用。Boyd和Crawford认为，大数据可以理解为容量搜索、聚合和交叉引用大型数据集[2]。在健康码系统中，利用大数据对所有人的健康数据、位置信息等个人数据进行检索和交叉引用，识别14天内的个人行动，实现疫情防控的精准溯源。

自2020年2月初制定以来，健康码系统在一个月内迅速普及，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在信息收集阶段，健康码系统要求申请者填写健康状况、旅行史、居住地、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患者等个人信息。除申请人申报的信息外，健康码系统还可以访问民航、铁路和公共汽车的交通数据。健康码系统通过大数据实时比较、更新和综合研究判断，生成红色、黄色或绿色二维码，准确把握市民运动轨迹，准确识别高危人群。因此，在COVID-19疫情中，大数据为政府和流行病学家提供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规模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图为三色健康代码

此外，大数据在风险评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用户数据的采集，人群出行数据的分析，人群聚集热图等数据的对比，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能力帮助疾控中心对疫情数据进行建模，预测出行等风险。因此，健康码系统可以被视为大数据应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它的使用克服了传统数据收集的支离破碎和分散的特点，通过合并从申请人收集的信息，合并和分析来自不同平台的数据，并生成三色健康代码，这极大地帮助了政府更有效、更准确地落实疫情防控政策。

健康码数据治理监管问题

大数据的收集往往存在用户隐私泄露以及相关数据滥用的问题。这可能是互联网的一个常见问题，但它在健康代码系统中表现得更强烈。在COVID-19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背景下，健康码可能成为一种长期伴随个人的电子健康证书。当申请人申请健康码时，他们通过填写大量的个人信息来获得健康码，从而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数据权利。特别是，大部分健康守则是由地方政府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合作制定的。当用户选择信任政府,代表他一些权利的公司,而相关互联网公司“有工具和访问”每个申请人的信息[3],它变得至关重要,这些公司将保护用户的信息披露和恶意滥用数据存储和使用。

与此同时，由于健康码运行主要由企业承担，当这些相关互联网公司拥有大量数据时，强者有可能变得更强。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了大数据层级，互联网巨头与政府合作，再次获得大量数据，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使得小公司更难赶上大公司。

此外，健康码的使用引发了关于政府过度管制的讨论。除了用户申报的信息外，健康码系统还可以访问民航、铁路、公路和公共汽车等交通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政府不仅可以了解一个人进入和停留在感染区域的时间和频率，还可以确定具体的城镇或街道等。尽管为了预防和控制目的，在COVID-19暴发时确定和预防人群是必要的。然而，当疫情防控有可能成为常态时，数据监管是否也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COVID-19初期的有目标监测到现在的普遍监测，政府数据监测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也成为未来健康码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

各国家适用“健康码”的态度比对

中国和韩国选择了将民众的公共健康放在首位，在健康权与隐私权之间的选择上倾向健康权，同时对数据监测的隐私提出保护要求，实现了特殊情况下的动态平衡。美、英等国则更加注重民众的个人隐私和数据权力，德国政府为推动开发健康码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但是民众对此依然十分警惕，甚至抗拒。欧美健康码推出后依然是试探性推广，政府和民众对此都十分谨慎。这种情形与韩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

总结：简而言之，小小的“健康码”的力量和潜力是非凡的，不应该被低估。它不仅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大数据强大的分析、整合和预测能力，以及它在支持COVID-19预防方面的巨大作用;它还向我们展示了大数据可能带来的问题，如数据滥用、数据分布不均可能导致的并发症、对数据的质疑和政府监控。随着“健康码”全球认可度的逐渐上升，深入讨论和反思“健康码”数据治理监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END）

（图片源自网络）

参考文献:

[1]徐剑锋：《“健康码”是精准防疫的一把利器》，《劳动午报》，2020年3月2日，第2版.

[2]Boyd, D. and Crawford, K.,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pp.662-679.

[3] 同上注.

[4]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6):78-91.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3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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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Masters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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