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

引言

冷战也造成了一些位于交战地带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形成。这些保护区不属于作战区，而是处于铁幕阴影之下的走廊地带。丘吉尔在1946年公然宣称，将苏联控制的地带和西方国家控制的地带相分离的那一条线视为“铁幕”。它始于波罗的海沿岸，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在那里相遇，到达亚得里亚海，尽管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使得铁幕的南端像锡箔一样不牢靠。

但是在40年里，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直至波罗的海一线，“铁幕”都是禁止通行的地区，带刺铁丝网和瞭望塔密布其间。未经批准的人类来访者若要进入，都得冒生命危险。作为排斥普通人类活动的结果，“铁幕”逐渐成了并非故意为之的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条位于欧洲中心的南北走向的野生动物走廊。边境警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公园管理员，通过驱逐人类来维护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由于没有使用杀虫剂，稀有昆虫得以幸存。鹿和野猪的数量迅速增长。循着“铁幕”与大海相遇的波罗的海之滨，沿海物种繁茂。

由于冷战时期的不信任，分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德拉瓦河仍然处于一种比较天然的状态，这条河流未经疏浚或改直，水生生物、洪泛平原、牛轭湖、曲流以及胡乱改道的河流特性得到了保护。罗多彼山脉构成了保加利亚和希腊两国的边界，这是冷战期间另一个被禁止进入的走廊地带。因此，这条山脉拥有许许多多的稀有物种和濒危物种，这里或许是巴尔干半岛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方。在柏林，紧邻柏林墙的区域成了城市生物事实上的避难所。1989年，当柏林墙倒塌、“铁幕”分崩离析之际，一位德国医生召集盟友为保护冷战后遗留下来的异常丰富的生态环境而发起运动。

在德国自然资源保护组织和最终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帮助下，欧洲绿带项目把原有边界地带留出并划为公园。可想而知，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朝鲜。自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一个非军事区将朝鲜和韩国分隔开来。它约相当于半岛面积的0.5%，约有4千米宽，这一条横贯朝鲜半岛腰部的狭长地带，由带刺的铁丝网、饵雷、约100万颗地雷和接受了射杀指令的武装人员所守卫。朝韩非军事区所在的土地曾经被耕种了5000多年，后遭废弃达50多年，它成为另一处偶然形成的自然保护区。这片区域包含了朝鲜半岛生态系统的广泛截面，从沿海沼泽地到山地荒原，不一而足。

这里是几十种濒危物种的家园，共有约50种哺乳动物，包括熊、豹子、猞猁和一种非常稀有的山羊。这里还有更多种类的鸟和鱼。包括好几种大型鹤类在内的许多东亚候鸟，在它们往返于西伯利亚和较为温暖地方之间的旅程中，会利用非军事区作为休息站。丹顶鹤在朝鲜和整个东亚都是好运和长寿的象征，如今它们已极其稀少。作为冷战最后的前沿的非军事区，则给它们以新的生机。可以预见这样一种情况：到朝鲜半岛重新统一的那天，非军事区的生态系统将不再受到政治僵局的保护，因此，自从1998年起，有一群朝鲜人（和一些外国人）曾经试图为这样一天的来临做准备。他们担心在统一之后，非军事区可能被迫失去其中的野生动物，并被沥青和混凝土所覆盖，假如考虑到朝鲜和韩国的环境记录，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

他们的组织——非军事区论坛，建议把非军事区从一个偶然形成的自然保护区转变为一个有意为之的自然保护区，把这里建成一座和平公园。或许在朝鲜半岛，正如在旧时的“铁幕”西端一样，冷战的环境遗产之一将会是一条自然保护带。在冷战时局紧张的几十年里，大国领导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生存和他们所领导的人民的命运，都是悬于一线的。因此，任何行为，只要是看似可以增进安全的，都对他们具有吸引力，同样地，只要是可以增进繁荣以保证安全开支的任何行为，他们都会产生兴趣。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之下，他们认为这样的举动是无可厚非甚至必不可少的——牺牲诸如马亚克或汉福德之类的选定地点，并且拿许多人的健康和生计冒险，就像铀矿工那样。

世界领袖们发现，轻轻松松便可以调动起漠不关心环境的必要情绪，让人们根据他们促进安全和繁荣的计划采取行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的人民也这么做了。但是，冷战却自相矛盾地间接促进了现代环保主义浪潮的兴起。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于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焦虑渗入了更为宽泛的环保主义内部。除此之外，在缓和时期（1972-1979年左右），当冷战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时，人们表达环境关切的有利时机便到来了。在西欧、北美和日本，还有东欧那些较少受到管制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和放任自流的工业发展的怀疑。缓和让他们更有可能把环境视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认为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表达出来。

依照惯例可以将缓和时期结束追溯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即便在此之后，环保主义的精灵还是从瓶中出来了。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新的霜冻期，就算某些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像那位巴伐利亚的政治家将德国绿党称为“苏联骑兵的特洛伊木马”——环保主义的精灵再也不可能被放回瓶中去了。冷战在各大陆和各大洋的生物圈留下了属于它的印记。它的许多影响被证明是稍纵即逝的，就像在游击战争中损毁的粮食和村庄一样；它的某些影响还会萦绕几代人，如咸海的干涸那般，而它其余的影响则要继续陪伴我们和子孙后代，久久不会离去。

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是20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究其因何发生，尽管有许多的理由，尤其是对核试验的焦虑，但最好的解释可能还是最显而易见的那个。在许多地方，经济扩张都威胁到了环境的状况。这导致那些关心生活、健康和生计的人做出了反抗。全球经济的命题产生了同自身对偶的命题，即环境保护主义。大众环保运动在美国的兴起，通常和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相关联。卡森提出，鸣禽被困在一张用化学品织就的毒网之中，毒性可能导致它们的灭亡。书中关于逝去的鸟鸣的意象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在这画面的背后则为人类留下了一个严峻的信息：诸如滴滴涕之类的化学物质是如何破坏生命本身的基础的。

现代化学正带领人类走向自身的劫难。这便是与全世界读者产生共鸣的信息。这本书让卡森在美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它被译成10多种语言）一夜成名。它让滴滴涕臭名昭著。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前，这种化学物质曾被视为能够同时对抗农作物害虫和虫媒疾病的天赐之物。之后，它成为人类的生态自负的象征。但是，正如环境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把一场大规模的、混杂的、全球性的运动的出现归因于一本书，显然过于简单化了。在卡森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经历过一场关于适度利用公共用地尤其是森林的辩论。它创造了国家公园，而且在整个20世纪期间积极扩张那个体系。一些欧洲国家在本国和在殖民地皆是如此。

关于工业污染的辩论也早已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当中。在美国，从19世纪末起，进步分子为煤烟而担忧，使得煤烟控制行动在该国一些最大的城市中展开。“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工程师效法圣路易斯和匹兹堡的先例，盼望联邦德国或许也可以在诸如鲁尔等一些工业区减少烟雾。此外，接受卡森书中讯息的时机已经成熟。战争之后的最初20年见证了对技术的盲目信仰和对丰裕的急切追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接受这一共识。然而，即使在其鼎盛时期，共识也显出了裂痕。对于像是核试验之类的技术的焦虑，先于《寂静的春天》很久便已经悄悄进入了国际话语之中。

在20世纪50年代里，超级大国的大气层试验促成全球对于放射性尘埃及其人类健康危害的第一波恐惧浪潮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试验，不仅激起了许多不安，还刺激了巴里·康芒纳等人，促使他们开始系统思考技术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截至1960年，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对繁荣的副作用开始愈发感到不安。其中有一位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出版于1958年的《丰裕社会》是一本畅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许多观点，财富对自然造成了负面影响即为其中之一。全国的草根群体把郊区化——美国战后繁荣的终极表达形式——同乡村的破坏联系起来，其中很多草根群体是由女性领导的。

结语

富裕国家的大众环保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它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社会运动”（反战、学生、妇女、嬉皮士）相伴生。在如此多的生活领域中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对于把新生的环保运动从公众意识的边缘带到最前沿，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各地，人们开始质疑所有类型的强权，从种族不平等到两性关系再到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人们对这一切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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